五月十七日下午四时二十四分,株洲市红旗路待拆除高架桥发生部分桥体垮塌,共造成九人死亡,十六人受伤,二十四台车辆受损。图为事故发生后,相关部门积极展开搜救、清理工作。中新社发 刘双双 摄
图为事故发生后,消防官兵在清理现场。中新社发 刘双双 摄版权声明:凡注有“cnsphoto”字样的图片版权均属中国新闻网,未经书面授权,不得转载使用。【更多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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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座大桥垮掉了。
一个个桥墩,如同“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砸向桥下的车辆和行人。截至2009年5月19日《中国新闻周刊》发稿时,9人死于这场事故,另有16人受伤。
事发5月17日,地点是湖南株洲市红旗路。这不仅让人联想同样发生在湖南的凤凰大桥垮塌事故——从株洲到湘西凤凰城,大巴只需4个半小时。而两座桥的施工方,均包括湖南省路桥集团公司。
所有人都在追问事故原因:是施工质量,还是爆破影响?5月5日,这座大桥开始通过爆破等方式进行拆除。而在这样大的工程进行时,为何没有将车辆和行人隔离在安全地带?
更值得追问的是,这座大桥是1994年建成的320国道工程的组成部分,为何一座仅使用了15年的标志性建筑,就要被拆掉?
一座高架桥的“生”与“死”
这是一座只有15年寿命的标志性建筑,当初设计施工时,是否考虑过15年后的今天?
本刊记者/陈晓舒 张鹭(发自湖南株洲)
2009年5月17日16点24分,湖南省株洲市闹市区的高架桥轰然倒塌,和往常一样,桥下是拥堵的车辆和行人。
陪伴高架桥死于非命的是9个生灵。这座只被使用了15个年头的建筑物是湖南省首座公路高架桥,曾经走过20世纪90年代的“光辉岁月”,又在株洲市高速发展后饱受非议。
“生”
20世纪90年代初期,株洲市还是一个以自行车为主要代步工具的二级城市。荷塘区莲易公路是株洲城内最宽的公路,仅有四车道,路面上来往的车辆稀稀拉拉,能看见的“烧油”的交通工具大多是国产的“东风”“解放”和“黄河”。
“要致富先修路”,这条中国式标语直到今天依然能在许多农村见到,这也成了中国城市发展的第一道坎。
对株洲来说,320国道是个契机。这条3695千米的国道跨经6个省,起点为上海,终点到达云南瑞丽的国门。
“这条国道引进来会给株洲市带来发展和机遇。”株洲市城市道路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尧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表示,320国道原本并不经过株洲市区。
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期,中国的很多城市发展仰赖的都是国道或省道。在得知320国道将经过株洲之后,株洲市政府就极力在湖南省政府前游说,将320国道改道穿城而过,选址就在现在株洲市的老城区荷塘区莲易公路一段,莲易高速公路管理处前处长刘立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市委市政府要求,这条路走市区。”
但莲易公路只有四车道,无法既满足市区车辆,又承载过境车辆。株洲市政府一内部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扩宽成八车道在那条公路上不可行,市政府决定花一个多亿建高架桥。”
上述人士称,一亿元的费用并不夸张。高速公路的费用通常按米计算,每公里的工程能够成就一个千万富翁;高架桥的费用也按照米计算,而费用是高速公路的3倍。
就这样,320国道建在了莲易公路之上,这座桥成了湖南省第一座公路高架桥,被予以最多的厚爱。湖南省建设局重点办下属的代表处负责统筹,“重点办就是湖南高速公路建设开发公司的前身。”莲易高速公路管理处前处长刘立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有五个承建单位。”
湖南省路桥集团宣传干事张勇确认,路桥集团参与了高架桥的分段建设,是承建单位之一。
1993年底,这支当时被称为最先进、最专业的施工队开工了,1994年12月28日,不到一年的时间,高架桥竣工,全长2750米,有四车道,由莲易公路管理处管辖。
刘立国说,在高架桥的建设之初,并没有考虑到株洲市高速发展后的交通承载量,只是希望能多将过境车辆引进株洲。
确实,在高架桥建成的1990年代,荷塘区以320国道为纽带飞速发展起来,红旗广场成为株洲市的两大商圈之一。而株洲另一个商圈以火车站为中心,也是仰赖交通,正如今天株洲被称为“被火车拖来的城市”。
“纠结”
这个城市开始以交通闻名,并快速发展重工业,其中机车和有色金属工业成为主打。按照株洲的城市格局,中心地块已经是机车厂为主,城市只能往东和南发展。
从2003年开始,刘立国就听到很多关于拆桥的说法。“人大、政协都提案,说这桥不适应发展。”刘立国无奈地说,“我们论证了(可以用),结果还是要拆。”
株洲市规划局副局长王振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个高架原本是城市的特殊管道,随着城市的发展,它逐渐起到了制约作用。”王振湘称:“规划将320国道南迁。”城市规划的东扩和南扩,使这座与320国道配套的高架桥成为累赘。
在这座高架桥建成不到10年,有关方面已经开始规划将其南迁出市区。“这只是个规划,规划到实施可能得几年甚至十几年时间。”王振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2007年,醴潭高速通车,这同样是上海至云南瑞丽的主干线。“它更加强化了高架桥的制约作用,并不是说过境车辆不走高架桥了,但是不像以前这么多。”刘立国称,“人大、政协又纷纷提案要求拆桥。”这条高速的通车,正是顺应了中国城市发展的基本规律,在城市扩大之后,由环路取代之前的城区过境国道或省道。
在自下而上的民间力量中,荷塘区政协委员彭哲宇就是最早的提案人。他居住在这座高架桥的北端尽头,10多年间,曾亲眼目睹多起交通事故,“因为高架桥属于320国道,过境的外地车辆车速往往很快,在高架桥两端与市内道路接轨的地方,很容易发生事故。”彭哲宇说。
株洲市公安系统一内部人士认同彭哲宇的这一观点:“每年在这里出现很多车祸。规划的历史因素,也形成了过境车辆对市区道路资源长期挤占的情况。伴随着市内车辆的逐年增多,高架桥下的红旗路负荷量日益增大,导致交通拥堵,让这个问题越来越突出。”株洲市交警部门在面对媒体时也提出了六点拆除建议。
早在2007年之前,彭哲宇就开始酝酿拆除高架桥的建议,后来以“文轩剑海”的网名,活跃于湖南当地网络论坛,以各种方式倡导高架桥的拆除。
他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醴潭高速的开通,让红旗路高架桥彻底变成了市内道路,但这座建于1994年的省内第一座公路高架桥,却不是那种典型意义的立交系统,其古老的设计理念并不具备被改造成城市立交桥的基础。因此,到了这个时候,它唯一的命运就是被拆掉。”
在网上,许多株洲市民觉得彭哲宇的建议是“拍脑袋”的想法。在“株洲在线”上,红旗高架桥拆除的讨论在一段时间内甚至形成了风气。网友“水之精灵”就举出了拆不得的理由,其中之一就是浪费财力——红旗立交桥才建成没多少年。
而在网下的现实生活中,彭哲宇的建议得到了民建株洲市委专职副主委徐良剑的赞同,2008年的株洲市“两会”上,徐良剑将建议带到了荷塘区人大,20多位人大代表表示赞同,并有人大代表进行了调研。
“死”
2009年1月的株洲市“两会”上,荷塘区的市人大代表联名呼吁,拆除红旗路高架桥。经大会主席团研究,拆除红旗路高架桥的建议被列为会议两件议案之一。
会后,株洲市政府向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提交《关于莲易高速公路株洲城区路段进行城市道路改造的函》。其实也是株洲市旧城改造规划中的一部分,在市委书记陈君文力主的旧城改造计划中,老区荷塘区和芦淞区首当其冲。
《中国新闻周刊》得到的一份关于“株洲市5·17事故情况汇报”上称,2009年3月18日,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批准红旗路高架桥拆除,同时,该工程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得到株洲市发改委的批准。
原本属于省管的320国道配套高架桥开始进行资产移交。“资产已经移交到市里,变成市管,由市建委组织拆除。”株洲市城市道路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尧说。
“4月开始组织公开招标。”株洲市招投标管理局总工程师苏晓青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个批号为株发改【2009】138号的工程被命名为“红旗路改造工程(爆破拆除部分)”,财政拨款800万元,标段估算价600万元。
三家公司竞标,最后南岭工程以296万元中标。苏晓青称:“还有比南岭出价更低的,这次并不是价低者得,我们是根据综合实力考量排名。”
2009年5月9日,南岭工程接到株洲市建设局的中标通知书,签署了施工承包合同。红旗路高架桥的“死”不可避免。
此后的几天,南岭工程根据建委提供的桥梁施工图及拆除现场周边环境,决定对高架桥约1500米实施爆破拆除,约1300米实施机械拆除。
5月5日,红旗路高架桥实施封闭,准备拆除。5月17日,这座高架桥在这个城市完成使命之时带走了至少9条生命。
而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市政规划不断被修改、被推翻的例证比比皆是。
比如沈阳市主干道青年大街的故事。1992年,青年大街建设了三座平台桥,被市民戏称为“新加坡”“土耳奇”和“慢谷”,三座桥的共同特点是在十字路口用土填埋起桥身,桥上走机动车,也有红绿灯,桥下走行人,全无立交桥应有之效率。7年以后,沈阳市以实施道路畅通工程的名义,拆除了3座平台桥,又大兴土木改造青年大街。又过了6年,沈阳市推动浩大的“金廊工程”,青年大街又成为改造重点,无论绿化、道路还是路边建筑,都纳入新规划。
又比如,2007年,杭州要炸掉“西湖第一高楼”的消息引起舆论哗然——取代72米高建筑的,将是85米高的杭州嘉里中心。翌年,杭州市有关领导表示,嘉里中心的新规划将适当降低高度,以保护西湖景观。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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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到杀手井盖,大到砸死人的立交桥,还包括致人死命的排水系统,这些市政设施的完善与维护、市政施工的安全系数,影响着数量庞大的公众
文 / 李赫然
这个场景或许并不陌生——某个行人,不小心掉进了没有井盖的下水道,或崴了脚,或闪了腰。如果是个孩子,他的生命可能因此而终结。
株洲此次坍塌的桥梁与井盖同属市政设施,对它们的维护或修缮都属于市政工程的一部分。此外,市政工程还包括城市道路、给排水、燃气、城市防洪及照明等设施建设。
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发展时,蓝白色相间的市政工程围栏随处可见。据统计,目前全国的城市市政设施固定资产投资在1万亿左右,占全国GDP的2%以上。
市政投入总量增加的同时,一系列问题也被引出。
首先就是安全问题。“一项市政工程,直接的相关者包括两大群体:一线的操作人员以及附近的民众。”一位评论者表示。
此次高架桥垮塌很容易让人联想起2007年“8·13凤凰桥坍塌事故”。要竣工的堤溪沱江大桥还没拆完脚手架,就像“积木”一样坍塌了,造成64名建筑工人死亡。类似的事故还有,杭州地铁1号线湘湖站去年11月15日发生基坑坍塌事故,造成21名工人丧生的重大安全生产事故。目前,每年究竟有多少市政工程施工人员在安全事故中死去,官方尚无确切统计。
相对一线工人,数量庞大的公众人群面临着更大的风险。一方面,他们缺乏信息获取渠道和自我保护能力,同时又由于人数众多容易导致群体性事故。回到市政设施中最小也最易丢失的井盖,因这些“马路陷阱”引发的交通事故占交通事故总数的8%,并以每年10%的速度递增。
市政工程的缺陷还会诱发“隐性”安全问题。“现在有大广场的城市比比皆是,但有真正完善的污水处理系统的城市却很少。”中国城市规划协会副会长邹时萌表示。原因很简单,广场是“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人人看得见;而污水处理系统虽然与城市环境建设和市民生活息息相关,但是由于投入大、运营费用高、一般人看不见,所以一些地方并不重视。
但这种忽略同样可以致人死命。2007年7月18日,山东济南一场3小时的暴雨,使这个省会城市的中心城区成为泽国。市中心最繁华的银座地下超市,在半小时内变成了水箱。据不完全统计,历城区数人被冲入窑头河死亡;天桥区10人溺水或被水中漏电电击死亡;历下区1人冲入河沟死亡,水中遭电击2人死亡;槐荫区3人水中遭电击死亡⋯⋯官方数据最终确定暴雨共造成34人被淹死,6人失踪,171人受伤。
按照政府部门的职责分工,市政工程的主要责任方为城市建设部门、市政公共事业管理部门,还包括一些市政工程公司——它们负责工程的实施。杭州地铁工地塌陷事故发生后,杭州市政府官员、施工方中铁集团、监理单位等各方进入问责的拉锯战中,国家安监总局发布的《关于浙江杭州 “11·15”地铁工地重大塌陷事故的通报》提到事故暴露出5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企业安全生产责任不落实,管理不到位;二是对发现的事故隐患治理不坚决、不及时、不彻底;三是对施工人员的安全技术培训流于形式,甚至不培训就上岗;四是劳务用工管理不规范,现场管理混乱;五是地方政府有关部门监管不力。
但对于事故责任,目前仍未认定。
而对济南暴雨事故,济南市市政公用事业管理局防汛办公室有关负责人认为,降雨过于集中、排水不畅是造成严重灾情的主要原因,问责结果目前亦未公布。
株洲高架桥坍塌又该问责谁?目前,湖南检方已经介入,但仍没有透露控制的12名相关人员系何人。抑或红旗高架本身即存在质量问题?然而爆破工程的施工使得对高架质量的追查难度加大,因为“整个桥梁的状态已经不是原来设计的状态了”。
“纵观近年来的公共事故,最令人痛心疾首的不是逝去的生命和损失的财产,而是公共安全底线的持续失守。”一位评论者撰文表示,“更令人无法容忍的是,人命关天的血色教训并未换回应有的法律问责、制度完善,于是陷入了公共责任麻木的无底黑洞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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