浏阳“镉污染”：重金属隐患下的村庄
工业产值和生态环境之间的得失换算，版本总是似曾相识。浏阳镇头镇双桥村的这场镉污染危机，就和3年前的株洲马家湾新马村如出一辙。镉污染并不是新名词，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金属毒理课题组的研究表明，它在全国范围长期存在。最麻烦的是，这种重金属污染，不仅会根植于土壤，还将通过土地上的农作物以食物链传递。
记者◎王鸿谅 摄影◎黄宇
从冶炼厂到化工厂
沿着稻田和菜地的那些颠簸土路，才是双桥村交通的常态。村里唯一的水泥路，以湘和化工厂的大门作为起点，横穿过部分稻田，连接通往镇上的公路。
化工厂建在一大片山地上，双桥村的人管这里叫电杆坡。“七山二水一分田”，这是湖南农村的真实地理写照，双桥村也不例外，村里人均田地面积才八九分，剩下的都是山林地。这些山林地的开发利用，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历经了几轮规模各异的征地后，电杆坡周边的几十亩山林地，全都成了工厂范围。只是在化工厂之前，在这里落脚的工厂，时间都不长久，老板们来了又去，厂子的项目也变来换去。
“最开始是冶炼厂。”双桥村羊塘组组长欧阳运河对本刊记者回忆，“1992年建起来的，一次征了几十亩地。”欧阳运河的家就在电杆坡下，距离化工厂正门不到10米，闲坐在他家的村民们，也帮着补充和修正他的回忆。冶炼厂是第一个落户双桥村的工业项目，土地租金跟村民一次性结算，以50年为期，“荒地每亩600元，茶山每亩1500元”。山林地上的附着物按棵结算，“茶树2元，树木12元”。冶炼厂从征地到建设陆续搞了一年多时间，最后却不了了之，并没有投入生产。具体原因村民们并不清楚，但他们明白，拿了一次性的补偿之后，这大片山地已经一次性地盖上了50年的封印，由不得他们做主了。
村里陆续又来了一些投资者，欧阳运河记得，“先来了一个姚老板，说是要继续搞冶炼厂，口气很大，要包下更多的地”。只是又征了一轮地后，和上次一样，工厂也不了了之。等到第三个老板到来，换了经营方向，建起了一个废料加工的造纸厂，才算是第一次正式开了工，只是没开多久就关门了。第四个老板最神秘，欧阳运河说，“连正脸都没见过，进出都戴着深色的摩托车头盔，跟面具一样”。这个神秘老板很快开工，但没有从村里招任何工人。厂子开工后，周边弥散出刺鼻的气味，“很冲很冲”，村民们因此很快发现了异常。几个月后，村民们把情况反映到了镇上，还没等查下来，老板就偷偷跑了。原来这家工厂并没有办理任何合法手续，生产的是农药“六六六粉”。
经过了这样几轮折腾，2003年，湘和化工厂作为由镇头镇政府牵头的重点招商引资项目，正式落户双桥村。镇头是位于浏阳市西部的一个传统农业镇，镇上唯一的大型企业只有一家毛巾厂。由骆湘平出资的湘和化工厂设计时的生产项目是硫酸锌粉末和颗粒，2003年4月正式动工，一年后正式投产。可是在投产前，化工厂就因为征地和村民们发生了矛盾，并升级成为正面冲突。针对部分村民的频繁上访，镇头镇政府在2004年9月专门出具了一份正式答复，这份盖了政府公章的文件中指出，湘和化工厂“2003年10月投入生产”，“厂区建房1200平方米，投资1400多万元，正在建第二条生产线，预计2005年总产值将超1亿元”。
只是镇政府强调的“第二条生产线”，在镉污染事件之后由浏阳市政府出具的一份调查结论中，被确认为一条“未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手续”，“擅自建设提炼铟的生产线”。2005年3月，浏阳市环保局对化工厂做出责令停产的处罚。但还不到1年，2006年就再次启动了这条提炼铟的生产线，直到2007年3月被环保局勒令强制拆除。两次处罚似乎并没有对投资者形成实质性的威慑，2008年4月，化工厂再次未经报批，就在原有的生产线上增加了一道工序，从生产废渣中提纯镉渣并压缩成镉饼。根据调查结论，湘和化工厂持续的非法生产和混乱管理，最终造成了多途径的镉污染，成为周边区域性镉污染的直接原因。
征地和积怨
镇头镇政府倾注于招商引资的努力，并没有获得持续性的GDP回报，反而带来了一场持续性的尴尬危机。早在镉污染的危险呈现出来前，湘和化工厂和部分村民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令镇政府头痛的问题。
最直接的导火索就是那条进出厂的水泥路。这条突兀的水泥路，从田地中穿过，但直到路面硬化完成，化工厂和村民们针对具体占用面积和土地租金仍旧无法达成共识。欧阳运河带着羊塘组的村民们测量过，他们认为道路和附属设施占地有3亩，而不是化工厂认定的2.4亩。至于土地租金，也不应该是每亩每年1350元那么低。
与1992年冶炼厂征地的时候相比，2003年湘和化工厂落户双桥村的时候，村民对于土地价值的认知，已经有了质的飞跃。当化工厂需要扩大面积，完善进出厂道路的时候，麻烦也来了。虽然镇企业办专门召集村民开会，做宣传，租金也从以前的一次性补偿变成了按年支付，从2004年到2052年，田地每亩年租金1350元。但部分村民并不接受这个价码，因为他们从某种非正式渠道获得消息，据说企业给镇政府的土地年租金高达每亩1万元。这让部分村民坚信，自己应当获得更为合理的补偿，也让他们把矛盾焦点集中于镇企业办，而不是化工厂本身。
2004年5月9日，欧阳运河带着村民们按了手印的材料，第一次到浏阳市国土资源局上访。除了面积和租金问题外，他们还坚持认为化工厂用地并没有合法的手续，因为化工厂的道路，在并没有获得村民签字认可的情况下，已经完工。化工厂总共征占了6个村小组的地，欧阳运河也把这些村组的数据集合起来，自己整理出了一份非官方的征地面积清单。在这份清单上，从1991年到2003年，整个双桥村被征用的山地总共有95亩，田地近5亩。
除了上访，部分村民也采取过一些过激行为，他们用障碍物围堵进出厂的水泥路，镇政府出面解决的时候，和村民发生了冲突，有一位65岁的老人被推倒摔伤。堵路的最终结果，是欧阳运河终于代表羊塘组，在并没有任何改变的用地协议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对于村民和工厂之间的单纯利益纠纷，镇头镇政府也做出评判：“组长欧阳运河以各种无理要求和违法手段组织少数群众，特别是老人和妇女，阻挠各项工程正常施工。”
化工厂正式开工后，欧阳运河和妻子欧阳利明都得到了进厂工作的机会。工作车间的80多名工人相当于临时人员，按班算钱，一个班相当于一天。从2004年到2008年，一个班的价格从18元增长到了50元。虽然就业机会成为缓和双方矛盾的一种方式，但并不能从根本上化解纠纷，尤其当化工厂的危害逐渐显现之后，生存之争很快替代了利益之争，村民们的矛头也从镇企业办直接转向了化工厂本身。
从2006年开始，欧阳运河又带着若干村民签字按手印的材料开始投诉，这一次的要求不是征地补偿，而是关停化工厂。他们列举出了化工厂带来的种种异常变化，也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只是和征地补偿一样，针对环境污染的上访依旧没能得到满意答复。村民们自己的行为，也有些自相矛盾，他们中的一些人，既联名上访，也照样上班。这或许也是被逼出来的生存哲学。
不对等的对抗持续了3年之后，村民们的怀疑终于在体检报告中得到了证实。村里的几个年轻人觉得身体不舒服，意外地检查出体内镉超标。他们跟工厂交涉还是没有结果，厂长黄和平的说辞一如既往，“有问题你们找政府，政府要觉得有问题，让我怎么改，我就怎么改”。但镇政府在这么多年里，显然并不怎么支持村民们的行为。村民们提出要化工厂带领他们去做检查，化工厂拒绝了。2009年3月，愤怒和无奈的村民在化工厂的大门上锁了22把锁，禁止工厂开工，双方彻底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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