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浙江10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在从贫穷到温饱乃至迈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农业、农村、农民的变化生动而深刻！
“土地平旷，屋舍俨然……阡陌交通，鸡犬相闻，”“薄赋税、均贫富，”“耕者有其田”“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古往今来，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对于“三农”的梦想从未中断过。60年的探索，我们终于找到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现代化之路。
回溯一甲子，农业、农村、农民的现代化之路，蕴藏着农业农村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巨变，蕴藏着农民政治经济乃至生活状态的巨变。
60年，土地改革，合作化，家庭承包经营制，放手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生产关系的与时俱进，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
“虫是天上放下的，治不了。”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像治理虫害这样基本的农业生产活动，对60年前的浙江农民来说，却是一件干不了也不愿干的事。
1950年冬，土地改革全面展开，到1952年，全省100%的乡、100%的土地实现了土地改革，从根本上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愿望，在农村建立了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土地是黄金，土地是宝贝，泥土翻了身，稻谷像黄金，”“我活了六十四岁，真是头一回从困梦里笑醒来，你想多欢喜”……抚今忆昔，我们似乎又听到看到了土地改革带给农民的欢天喜地，生产关系的历史性革命带来的农村生产力的极大解放。上世纪50年代初《浙江日报》曾报道，杭县上泗区一个年老的农妇，天黑了还在耕地，别人问为什么这么晚还不回，她说：“念了一辈子佛也不见多一亩地，如今共产党来了分到了田，我还能不好好生产吗？”这样的农民何止一个，“嘉兴等地农民和农妇分得土地后，晚上睡不着觉，几次爬起来去看自己新分得的田地；农民纷纷制定生产计划，努力增产……”
1952年3月互助合作运动在全省开展，到1957底基本完成了农业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改造，农村实现了几千年分散个体劳动向集体所有、集体经营的历史性转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解放了农业生产力。
到1957年，全省农业总产值，粮食、棉花、茶叶总产量、生猪和羊存栏数均创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高水平，农民人均纯收入从47元提高到86.92元，增长近84%!
农田水利建设、农业机械化、良种化……挣脱了束缚的人们如火如荼地投入到农业生产条件改善的洪流中。
1958年起，农业生产大跃进、大办人民公社，其后国民经济在经历了难得的调整恢复后，接踵而至的是十年文革，农业、农村、农民的命运波折起伏。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发轫于浙江永嘉农村基层的创新事物，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全国推行。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一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突破了传统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框框，明确提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都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大包干在它的发祥地浙江迅速普及。
随着全省农村普遍建立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农业生产突破以粮为纲、单一农业经营的格局，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迈开大步，1984年全省粮食产量达到364亿斤，创历史最高水平，多种经营农产品也全面增长，农产品供给长期短缺局面得到全面改变。
“我们家就是那时分到了5亩地，种过棉花，也种过白菜、蚕豆，还把多余的蔬菜装上船运到余姚卖给城里人，”慈溪周巷农民郑涌森对那个干劲迸发的岁月至今记忆犹新。
省政府咨询委“三农”发展组组长顾益康表示，新中国成立60年，前30年与后30年的历史不能机械地割断，前30年农业基础设施、农业技术改进等生产力的积累为1978年到1984年农业生产爆发性的增长创造了条件。
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后，改革从未松劲过：1985年起，省委、省政府进一步抓了农业结构调整和多种经营发展，率先在全国推进了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和贸工农一体化经营；1992年起又率先推进了农业的市场化改革，大力发展“一优两高”农业；面对不断出现的农产品“卖难”，1998年提出了大力发展效益农业的口号，鼓励农民“什么来钱种什么”；2001年，又在全国率先推进了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2004年，省委、省政府提出发展高效生态农业……
（下转第二版）
（上接第一版） 有关数据显示，新中国成立时，农业生产效益极其低下，每个农业劳动力平均创造的农业总产值为190元，到2008年，这一数字达到了26713元，比1949年提高了约141倍。
在农业生产发展的同时，浙江充分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率先放胆发展农村多种所有制经济，尤其是个体私营经济这棵路边的小草迅速成长。“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四个轮子（乡办、村办、联办、户办）一起转”，“不论成分重发展，不限比例看效益”曾是浙江田野上的最强音。这一切，造就了浙江民营经济大省的地位，如今浙江70%以上的经济总量、90%以上的新增就业、50%以上的新增财政收入来自民营经济。
60年一甲子，当下的浙江农村，正在创业富民、创新强省的总战略指引下，全面推进城乡统筹发展，走在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上。
60年，土地的主人、贩销户、乡企职工、商人、企业家、居民……身份的变化见证了从土地改革到农村市场化、工业化、城乡统筹发展，农民经济、社会地位的变迁
土地改革不光让农民分到了几亩田，更是改变了他们几千年受压迫受剥削的地位，翻身作了土地的主人、农村的主人。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先导的农村改革，使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从此，千变万化的农村经济创造出了千变万化的新农民。
“为什么不让摆摊，我们都没饭吃了”，义乌第一代摆摊人，今年70岁的老太太冯爱倩，至今还记得1982年因被没收提篮冲进县委书记办公室要求放开市场的情景。而义乌县委也顺应百姓意愿，提出了“允许农民进城经商”、“允许城市市场开放”等“四个允许”。今天，人们评论说：这一“吵”，“吵”出了个全球最大的义乌小商品市场。
造市，是浙江农民独特的本领。造市，在省内及全球40多个国家（地区）造出了5600多家各类商品市场，仅省内的年成交额就达9325亿元；造市，造出了一大批走南闯北的农民商人；造市，与工业化紧密联动，也造出了一大批依托市场发展壮大的浙江企业。
从鼓励社队企业、家庭工业发展开始，浙江率先大力推进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出台了一系列放权松绑的政策。1984年，农村经济发生历史性转折，乡企产值比重首次超过农业产值，从事非耕地经营劳动力人数第一次超过从事耕地经营的劳动力。1994年，乡镇企业成为我省经济主力军，产值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72.9%。到2007年 ，全省乡镇企业达111万家，实现增加值8645亿元，万向、传化……一大批农民创办的企业和它们的创始人鲁冠球、徐冠巨……一样为世人瞩目。
“加工工业、建筑建材、商业服务、水陆运输、畜禽蛋奶、果木虫鱼，三百六十行，行行都有农民参加”。当年的一篇新闻报道是这样记录下农民“洗脚上田”从单纯的农业转移到新生产服务领域的情形。
这场转移带来了农村经济结构和农村就业结构的调整，到2008年，浙江全社会从业人员中，非农比重达80.8%，比1949年提高66.8个百分点，农村从业人员中，从事非农产业的人员比重达71.1%。
1984年一个炎热的夏夜，苍南县龙港镇党委书记陈定模对着下面黑压压1000多名群众，吹响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集资建城的号角，在全国率先推行土地有偿使用、户籍管理等制度改革，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农村城镇化的路子，农民破天荒第一次以这种独特的方式成为了城镇居民。
和这座“中国农民第一城”一样，伴随着农村工业化、市场化加速推进，在浙江大地上，崛起了一大批特色鲜明的新型小城镇，有286个镇进入了全国千强镇行列。
60年，从贫困到温饱，从温饱到小康，从城乡二元结构到城乡一体化统筹发展，农民生活方式发生着巨变
“住的是茅草屋，吃的是芋艿、青菜与咸菜”，今年79岁的著名摄影记者徐永辉在他的摄影报道中，这样回忆1950年初次到余杭农民汪阿金家的情景。而今，汪阿金的家人有的住上了农家别墅，有的在城里买了商品房，有的开上了小汽车，用上了大屏幕液晶电视。
追踪拍摄汪阿金和叶根土两家的照片，如今为国人熟知，它们是浙江农民生活“芝麻开花节节高”的真实写照。
经济的快速发展，欠发达地区扶贫开发的推进，农民负担的不断减轻，让农民腰包越来越殷实。1997年，浙江成为全国第一个没有贫困县的省区，2003年又开始实施“欠发达乡镇奔小康工程”。
2008年，浙江农民人均纯收入9258元，已连续24年居全国省区首位，与1949年相比，增长196倍，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增长6.3%。
60年来，农民的消费结构不断升级，特别是近年来，从物质享受转向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吃，植物性食物消费下降，动物性食物消费增加；穿，从“一衣多季”到“一季多衣”；住，从草房到平房到楼房，从几代一房到每户一房；交通通讯，从闭塞到村村通公路、几乎家家有电话。
嘉兴南湖区余新镇农民蔡天福已经从自家两层楼房搬出来，去镇上住上了公寓楼。蔡天福是嘉兴“两分两换”试点的受益者，他用自家的农房，换到了镇上两套公寓房，一套自住，一套出租；13亩田地则流转给镇里搞农业开发，租金每3年递增10%。
党的十六大以后，浙江率先形成了统筹城乡改革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共识，在全国第一个制定了《浙江省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纲要》，积极探索建立政府主导的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的机制和方法。加大农村税费改革力度，率先实施免除所有农业税负的改革举措，终止了延续千年“皇粮国税”，开创了农业零税负时代；“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乡村康庄工程和“万里清水河道整治”、“农民健康”工程等一系列统筹城乡的惠民工程，推动了城市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现代文明向农村辐射、公共财政向农村倾斜。
新农村、新农合、新农保、新农居、新社区。今天，浙江农民有的像蔡天福这样集聚到城镇生活，有的在新农村社区里，喝的是自来水，看的是有线电视，出行有公交，社区卫生有定期清扫……清新自然的田园风光和惬意的农居生活还吸引了无数城里人过一把“农家乐”的瘾。
60年，面对“三农”这个千百年来未曾破解的难题，我们由寻求摆脱贫困起步，最终找到并实践着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三农”现代化之路，这期间的伟大成就与巨变再次昭示世人：共产党好，社会主义中国好，也告诉我们只要坚持以“农民愿不愿意，农民赞不赞成，农民支不支持”为原则，浙江的现代化之路定会越走越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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