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陈占祥：
《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梁陈方案)〔节选〕
北京不止一个普通的工商业城市，而是全国神经中枢的首都。我们不但计划它成为生产城市，合理依据北京地理条件，在东郊建设工业，同旧城的东北东南联络，我们同时是做建都的设计——我们要为繁复的政府行政工作计划一合理位置的区域，来建造政府行政各机关单位，成立一个有现代效率的政治中心。
北京为故都及历史名城，许多旧日的建筑已为今日有纪念性的文物，不但它们的形体美丽，不允许伤毁，它们的位置部署上的秩序和整个文物环境，正是这名城壮美特点之一，也必须在保护之列。
北京城的有秩序部署，有许多方面是过去政治制度所促成的。它特别强调皇城的中心性，中轴线左右，东西对视着的是贯通南北的两条大街干道。这种布局的紧凑，也就使今日北京城内没有虚隙地址，可以适当地安置另有中心性质的，尤其是要适合现代便利的大工作地区。
北京的城墙是适应当时防御的需要而产生的，无形中它便约束了市区的面积。在新时代的市区内，城墙的约束事实上并不存在。城乡不应尖锐对立。今日城区的拥挤，人口密度之高，空地之缺乏，园林之稀少，街道宽度之未合标准，房荒之甚，一切事实都显示着必须发展郊区的政策，其实市人民政府所划的大北京市界内的面积已21倍于旧城区，政策方向早已确定。
我们相信，为着解决北京市的问题，使它能平衡地发展来适应全面性的需要，为着使政府机关各单位间得到合理的且能增进工作效率的布置，为着工作人员住处与工作地的便于来往的短距离，为着避免一时期中大量迁移居民，为着适宜的保存旧城以内的文物，为着减低城内人口过高的密度，为着长期保持街道的正常交通量，为着建立便利而又艺术的新首都，现时西郊地区都完全能够适合条件。
至于我们这些观察和意见是否完全正确，没有错误，我们希望大家研究和讨论，早日做一个决定。
古城保护的难题
“梁陈方案”的规划思想是在总结西方城市建设的历史经验和问题的基础上形成的，旧城之上建新城，古都风貌就要被破坏。陈占祥的导师阿伯康培爵士主持过一个“大伦敦计划”，以人口疏散为目标，在大伦敦都市圈外计划若干新镇，人口疏散的关键又在于提供就业机会。
记者◎钟和晏
这好像是已经在那些革命历史电影或者电视剧中被多次重复的故事场景，听起来陈旧而且煽情——1949年5月，陈占祥买了飞往台湾的机票，许多藏书也装了26箱海运走了。在他准备飞离上海的前夜，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那天傍晚，大雨滂沱，黑压压的部队在他们家公寓楼下的贝当路停下来。陈占祥夫妇煮了一锅牛肉汤送下去，却被大雨中席地而坐、“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战士们谢绝了。
“重新回到楼上时，爸爸撕碎了飞往台湾的机票。”陈占祥的长女陈愉庆在回忆父亲的文章中写道。
陈占祥1916年6月出生在上海，1938年8月留学英国利物浦大学建筑学院。利物浦大学建筑学院系主任贺尔福勋爵后来是进入英国贵族院的规划师，也是唯一在圣保罗大教堂的地下室被设立纪念碑的建筑师。1944年，陈占祥在伦敦大学师从著名城市规划家阿伯康培爵士(Sir Patrick Abercrombie)，参加过英国南部3个城市的区域规划。
1947年，陈占祥在上海提出开发浦东的建议。1949年9月，梁思成给当时的北平市长聂荣臻写信，推荐他以及吴景祥、赵深等建筑师参加首都建设，“陈占祥先生在英国随名师研究都市计划学，这在中国是极少有的”。这样，他们一家从上海迁到北京，梁思成派了一辆古典式马车去前门火车站迎接，把他们送到西河沿大街的解放饭店。
北京在1949年1月31日解放，同年5月就成立了“都市计划委员会”。5月23日那天，《人民日报》有一篇报道：“北平市人民政府为建设新的北平市，特设立‘北平市都市计划委员会’，经过两周的筹备，已于昨(二十二)日假北海公园画舫斋召开成立大会。出席该会委员有市政专家华南圭、林是镇，清华、北大建筑系教授梁思成、王明之、钟森等十余人。首由张友渔副市长说明该委员会的工作：在保持北平为一文化中心、政治中心以及其历史古迹和游览性的原则下，把这个古老的封建性的城市变为一个近代化的生产城市。”
一些数字可以说明中国贫瘠的工业状况：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工人的数量只有200万，到1940年也没有超过300万。1949年之前仅有的一点工业基础，除了东北之外，大多数集中在港口城市，上海集中了当时中国60%的工厂和现代企业。
在1949年之前，中国的现代城市规划经验也接近于零，长春、青岛等城市的规划是日本人、德国人完成的。从总体轮廓上说，1949年的北京与明清古都相比没有大的改变，内城面积32平方公里，环绕内城的城墙长23公里，紫禁城的中轴线决定着整座城市的中心，从永定门到钟楼，全长8公里的中轴线上分布着23座建筑。
“梁陈方案”并不是第一个提及北京旧城保护的方案。1949年8月9日到14日，总共332名代表参加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北平改称北京是当年10月之后)，会议总共受理了248件提案，其中市政建设类提案37件，多数集中在道路交通及河道整治方面，包括华南圭提出的整理玉泉源流案和疏浚前三门之护城河案等。
当时，华南圭是“北平市都市计划委员会”总工程师，他在《西郊新市区计划纲要案》提案中写道：“改造旧城市，是市政上最大难题，故西洋某某国，皆于旧城市之近郊，另辟新城市。而对于旧者，则仍保存之，整理之，又尽其可能以改良之。”出生于1876年的华南圭是江苏无锡人，1902年考入京师大学堂，一年之后被官派到巴黎学习土木工程。1910年回国后，担任过交通部总工程师、北平特别工务局局长等职务。
华南圭的孙女华新民保留着一份1949年9月刊印的老资料，纸张粗糙的黄色封面上印着“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专辑”几个红色的繁体字，下面是一行“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秘书处编”黑色小字。“保护旧城并不是个人建议而是都市计划委员会成员的集体共识，如果不是一个月之后苏联市政规划专家的到来，北京城市建设的历史就应该重写了。”华新民说。
也是那次会议上的《关于市政报告的决议》中提到：“接管这样一个大城市，本是一件极端繁重的工作，而在长期遭受封建剥削和反对统治的古老都市，建立起革命的人民政权，更是一件万分艰巨的工作，在向来是消费都市的北平，收入远不抵支出。”
第一次面对一个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家和成百上千座城市，共产党领导人梦想的是大坝、桥梁、公路、工厂以及可以使中国成为现代化强国的一切。1949年3月17日，《人民日报》刊登社论《把消费城市转变为生产城市》。进入北平前，毛泽东就说过：“蒋介石的国都在南京，他的基础是江浙资本家。我们要把国都建在北平，我们也要在北平找到我们的基础，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群众。”
1950年，陈占祥在“都市计划委员会”任企划处处长，他参与的建筑设计之一就是在严冬到来之前为门头沟斋堂煤矿工人盖起5000间住房。“那时候，北京还没有专门的建筑设计机构，‘都委会’的建筑师们接到任务之后也兴奋无比，愿意为工人同志们贡献自己的技能，一些漂亮的小住宅很快出现在画板上，但是在冬季来临前，这样的方案是不可能实现的。”陈占祥在他的回忆录中说。
陈占祥的建议是给煤矿工人住户最充分的阳光和空气，以传统方法盖出一排排带前廊的平房，厕所公用，前廊做露天厨房，极尽简陋之能事，投资不多，施工方便。终于在那年严冬之前，工人们敲锣打鼓地搬进有屋顶的住所，欢欣鼓舞地高呼“共产党万岁”。
对于北京市人民政府来说，1950年的中心工作仍然是恢复和发展生产，那一年的市政建设是以交通工程和卫生工程为主的。根据聂荣臻市长2月25日《北京人民政府一九五零年度工作计划》报告，“北京市共有3117条街道和胡同，而沥青路或沥青石渣路仅有156条。此外都是土路。在卫生工程中，首先是下水道工程”。
张友渔副市长在《解放一年来北京市的市政建设》中总结说：“在经费和技术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一年来清除了垃圾339142吨，把解放前积存的20余万吨垃圾一举扫清。在久居北京的市民看来，差不多是奇迹。在修建道路方面，一年来新建各种高级路面共计108123平方公尺。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在三年又三个月间新建路面才不过90620平方公尺。”
华南圭的儿子华揽洪1912年生于北京，16岁留学法国，在巴黎公共工程学校完成大学课程并获得法国政府颁发的建筑师文凭。在梁思成的提议下，他被聘为“都市计划委员会”第二总建筑师(梁思成是第一总建筑师)。
1951年，华揽洪带着他的法国妻子和一对儿女坐船从法国回到北京。“1951年，在阔别了23年之后，我发现北京的外表几乎没有什么变化，除了道路变得干净了，商店供应充足，再也看不到我童年时见过的乞丐。但最令人惊讶的是人们精神面貌的改变，没有贿赂，没有黑市交易，没有偷盗。”
原北京市规划局顾问总工程师李准也是当年“都市计划委员会”的成员之一，他曾经回忆说：“由于国外的资料很少，规划方面的书也买不到，只有苏联的一些书和信息可以找到，那时基本就是靠苏联的一些规划技术来支撑的。苏联专家来了以后，在市政府大会议厅讲了他的看法，就开始有‘行政中心安排在哪’的问题。梁思成明确主张将行政中心搬到西郊，而苏联专家主张建在城里，这就发生分歧了，这个矛盾一直延续到现在。”
在陈占祥到北京之前，梁思成对新行政中心的设想是以日本人在西郊五棵松一带的“居留民地”为基础，建立一个市中心。陈占祥认为日本侵略者在离北京城区一定距离另建“居留民地”，这是不顾及旧城区的开发，他建议把行政中心再东移到复兴门外。
最后，“梁陈方案”的核心提议是：为疏散旧城压力，行政中心西移，在西面建立新城。新市区主要在复兴门外，长安街西端延伸到公主坟，以西郊三里河作为新的行政中心。就像城内的“三海”之于故宫一样，把钓鱼台、八一湖等组织成新的绿地和公园，同时把南面的莲花池组织到新行政中心的规划中来。
“方案”的规划草图中，行政中心区以南还规划了一个商务区，大致位于今天的北京西站及周边地区。这样一来，北京将拥有三个相互联系又功能区分的中心区域，行政、商务、文化功能区分离，各自组团式发展。
“梁陈方案”的规划思想是在总结西方城市建设的历史经验和问题的基础上形成的，旧城之上建新城，古都风貌就要被破坏。陈占祥的导师阿伯康培爵士主持过一个“大伦敦计划”，以人口疏散为目标，在大伦敦都市圈外计划若干新镇，人口疏散的关键又在于提供就业机会。
1950年2月，梁思成、陈占祥完成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并自费刊印分发，事实上，在这之前他们已经陷入孤立的境地。1949年12月，聂荣臻市长主持的、在六部口市政府大楼召开的城市规划会议上，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夫提出：“最好先改建城市的一条干线或一处广场成为首都的中心区，譬如具有历史性的市中心区天安门广场，近来曾于该处举行阅兵式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光荣典礼和人民的游行，更增加了它的重要性。所以，这个广场成了首都的中心区。”
另一位苏联市政专家阿布拉莫夫在那次会上发言说：“市委书记彭真曾告诉我们，关于这个问题曾同毛主席谈过，毛主席也曾对他讲过，政府机关在城内，政府次要的机关设在新市区。”
“梁陈方案”的反对者一直认为建立新城和保护旧城的成本都太高，是当时的经济实力无法承担的，梁思成、陈占祥的反驳是，如果旧城内建设行政中心区，将通过兴建新住宅、迁移人口、拆房、处理废料、清理地基等一系列过程，这样才是真正伤财又劳民。
当时的新中国无疑处于经济贫困的状况，北京的财政向来入不敷出，那时候，财政收入还是以“多少斤小米”来核算。根据张友渔副市长关于《1950年度北京市财政收支概算草案》的报告，“这个概算草案中的收入总额为二亿九千六百五十万斤小米，其中税收占总收入的88.03%，支出总额为三亿零八百零七万三千零四十三斤小米。以上收支相抵，不足一千一百五十七万三千零四十三斤小米。”他还提到：“本市公营企业基础薄弱，纯粹作为公营企业的投资或贷款的，只有四千七百万斤小米。”当时，每吨水价折合一斤半到两斤小米。
“1949年的中国和今天的中国一样，愿意和任何国家通商，不管它是何种政体。中国愿意向任何国家购买设备来进行经济建设，但当时没有人愿意卖给我们。美国正值麦卡锡主义盛行，不会帮助一个红色中国复兴，欧洲国家也不太愿意卖设备给中国。只有苏联和一些人民民主国家愿意提供工业和技术援助，但这种援助并不是无偿的。”华揽洪在《重建中国》一书中写道。
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莫斯科签订，协议内容之一是苏联贷款3亿美元给中国政府，年利1%，作为偿付从苏联购买工业与铁路等机器设备。
在北京的那些苏联专家的规划建议大部分是来自莫斯科的近代城市发展模式，尤其1935年对莫斯科大规模的改建工程。这个改建计划以克里姆林宫为核心，基于莫斯科城传统的蜘蛛网形设计，进行辐射环形式的重新规划。除了扩大城市面积、重建交通网之外，还将市中心的红场面积扩大了一倍。
莫斯科改建并不是简单的城市建设，斯大林有着明显的政治目的：将首都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圣城和现代化的国际城市。改建后的新红场和克里姆林宫不仅是莫斯科的中心，也是全国的中心，它象征苏维埃政权的所在地，庆祝“五一”及“十月革命”纪念的大型巡游及阅兵仪式都在那里隆重举行。
相比经济能力，对“梁陈方案”新行政中心构想更严重的批评是“企图否定天安门作为全国人民向往的政治中心”。但是，在梁思成、陈占祥看来，“天安门作为庆典中心是可以的，行政中心搬出去对它不会有影响”。
作为北京内城与紫禁城之间的过渡空间，天安门广场具有政治象征意义也许最早是从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开始的。八国联军从大清门穿越广场举行阅兵游行，天安门广场成了入侵者耀武扬威之地。1919年的“五四运动”，学生们在这里举行了反对帝国主义的示威游行，由此催生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解放后，这个广场由一个封闭的禁地变成人民广场，就像《人民日报》所描述的：“为广大人民开辟辽阔的狂欢天地。”
如果说空间政治中的一系列同心圆最外层的环代表首都北京，那么内层的环依次对应着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和毛泽东画像。庆祝游行一直是复杂的政治主题，发挥着赞颂政权、英雄崇拜和国家主义等手段功能。根据北京市档案馆1955年一份《外宾对游行队伍的反应》资料，一位外宾在观看那年的国庆节庆祝活动后称赞说：“将来，中国会变成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还有一位外宾评论说：“蒋介石如果看到这样的庆祝游行，可能会哭。”
从总体规划说，今天的北京仍然保留着20世纪50年代的基础，以旧城为单一中心、同心同轴向外蔓延的模式和新区包围旧城的格局，与最初“旧城之上建新城”的规划方案一脉相承。一些重要的行政单位集中在城市最中心的地方，其他的大型行政单位分散在各处。
“50年代苏联建筑师和规划师在做规划时，体现的是城市最终完成阶段，这样的规划设计非常死板，事先精心布置的广场、街道、标志性建筑物及其综合效果，事后任何删改都会破坏这种复杂体系。”华揽洪后来评价说，“所以，这不是一个能够指导城市长期治理、包含多种解决方案的工具，而成了一种执行计划，这种规划理念苏联自己在屡屡失败后最终将它抛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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