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记者 叶伟民 发自安徽凤阳
集中耕地，农民进厂，用商业收益支付农村公共事业
2008年10月13日，赵庄，安徽凤阳西北部一个普通乡村。联合收割机轰鸣着，翻过田埂，铲入稻田，像一把剃刀，迅速划开一道漂亮的直线。35岁的农民朱汉久和父亲朱树梅拿着镰刀跟在机器后面抢割漏掉的稻谷。
在这幅传统的中国农村秋收图景旁，是4000亩整齐的杨树经济林。在赵庄，超过一半的耕地已被集中种上了杨树，耕作已不再是赵庄人惟一的生存手段——全村 480户中已有340户将耕地出租收取地租，而“洗脚进厂”成为工人，成为了村里年轻人最热门的选择。
30年前，紧跟如今已成标志的邻村小岗，赵庄将村里7500亩耕地分田到户；30年后，如朱汉久这样执著于土地的农民，已是少数。
“赵庄试验”
在曾经的村支书赵世来提出集中土地的时候，“土地流转”这个词汇还没有出现在赵庄的词典中。赵世来，1970年代末曾任赵庄村的党支部书记。1980年代他辞去公职，靠生产暖瓶和化肥发迹，资产超亿元，还当上了安徽省人大代表。
此时承包责任制在赵庄的优势已经发挥殆尽。交通不便，信息闭塞，村容萧条，近半人家是困难户，每亩地年收益徘徊在两三百元左右的低水平。是媒体、学者调查农民收入低等问题的热门地点。
2001年，在北京召开的一次“WTO与中国农业”会议上，赵世来提出，要带头摸出一条农村发展的新路来。“就当是一场试验。”
试验的场地就是他的家乡。赵庄拥有广达7500亩的优良耕地。赵世来找到赵庄村委会，提出把土地资源集中起来，种经济效益较高的杨树。他最终获得了经营赵庄村的资格。
赵世来原来的计划是用12年时间把全村7500亩的耕地都种上杨树。当他把这个计划和乡亲们宣传时，虽然反复强调他“不是为了赚钱，而是要改变家乡的贫穷和落后”，但这仍未能让农民放心，他们更感兴趣每亩地能租出多少钱，生活如何得到保障。赵世来定了每亩每年给200元，并且帮村民支付农业税，失去土地的农民还可以到他的工厂打工，木材日后的收益也会投入到村里的公共建设中去。
赵世来后来还邀请村民代表去参观河南省的南街村。至于可能遭遇的政策阻碍，赵世来说：“土地的性质没有变，只是经营方式变了。”
此时，外界关于农村土地政策改革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打破城乡二元体制、放宽农民对土地的支配权，让土地收益成为农民增收的筹码。实质上就是在农民承包权不变的前提下，让农村土地进入流通市场，享受商品经济带来的增益。
这种土地制度变革如今被称为“土地流转”，赵世来的想法与之殊途同归。赵世来后来还得到了凤阳县政府的支持，被纳入新农村建设的范围内。一位退休老干部还成为他的顾问。
最终工程落实时村民还是出现了意见分歧。支持者多为剩余劳动力较多，渴望进城务工的家庭；而反对者则是无一技之长者和文盲老人。赵世来先做赵家宗亲的工作，最终取得村子东头4000亩农田，栽种杨树30万株。
但村里其他姓氏却因为一些天然的宗族隔阂，一直持观望态度。随后，国家“退耕还林”政策发生改变，不批准继续在良田里栽树，村子西头剩下的三千多亩地就继续由农民耕种。
此外，赵世来斥资为赵庄修了公路、村小学等硬件设施。土地流转收入和务工工资成了现在赵庄村主要的经济来源。现在的全村人均年收入已接近5000元。“赵庄模式”也开始被一些媒体报道，在30年后的今天，“赵庄试验”的名气已直逼它的明星邻居小岗村。
温饱线与“富裕坎”
1973年，最小的儿子朱汉久出生后，父亲朱树梅觉得家中惟一的一张被子实在不够他们一家6口人盖。但任何寻求改善的想法都是奢侈的，连最基本的口粮都无法满足，小孩子勉强能吃点稀饭，大人就只好和着井水吞糠皮。
旱灾也时时光临，歉收或无收是常事。由于位置偏北，赵庄成了远近闻名的“北大荒”，一条小土路连接着村里村外，孩子一放假，大人们就带着他们到城里讨饭。
到了1970年代后期，坚持了近20年的人民公社制度已难以为继，安徽各地要求分田单干的声音此起彼伏。“早在1977年，赵庄附近的龙坝乡就率先搞包产到户，其他地方也先后仿效。”朱树梅说，“我们知道，小岗也知道。”
一年后，当凤阳县小溪河镇小岗村18个带头人在“包干契约”上按下悲壮的红手印时，国内环境已经发生变化，国家领导人也发话支持，中国农村改革由此发轫，小岗村成了历史的幸运儿。
6年后，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普及推行。随后，化肥和杂交稻的推广让粮食平均亩产从100多斤飙升到800斤，甚至1000斤。1990年中前期，“大包干”进入黄金时代。
包干第一年，朱树梅的20亩地就收了1万斤粮食，他抱到镇上换了两床被子，请人补了一下能看得见天空的草房顶。再过了两年，电视、自行车全都有了。
1996年过后，几乎是同时，赵庄和小岗村开始感到单干的力不从心，这条带着强烈的小农经济色彩的道路，开始显现瓶颈和疲态。个人力量的薄弱，抵抗市场风险能力不足，使这两个地方长期徘徊在仅仅解决温饱的水平线上。
虽然国家对小岗村不断投入支持，但难见起色。省里扶持修建的水塔因无力维修而坏了，免费为部分家庭装上的电话也因村民舍不得每月不足10元的座机费而不要。“一夜越过温饱线，20年没过富裕坎”成为外界对这个中国改革第一村的真实写照。“粮价低那阵，每亩收益曾试过只有两百多元的。”朱树梅说，“遇上点大小旱还要倒贴。”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华西村、南街村等推行新“集体经济”跃升为耀眼的农村经济明星后，仍走着“单干”老路的赵庄村和小岗村面临着同一个难题——分，还是合？
当赵世来开始他的“乡村试验”时，40公里外的小岗村仍一切如常。它仍作为国家重点扶持的示范点，村委书记也是省派来的，历史是这里的资本，吸引着各方资金和游客。
2004年，原供职于安徽省财政厅的沈浩到小岗村上任，为扭转劣势，他组织了村干部赴大寨、耿庄、红旗渠、南街村这4个走集体经济道路致富的明星村，临结束前留下感言：“学习南街村，壮大集体经济，走向共同富裕。”
同样通过“土地流转”，小岗村现在共有葡萄园、双孢菇、苗圃园共600亩，经过4年经营，现在小岗村的人均收入已涨至六千多元。这基本成了小岗村新的发展模式，一次村民民意调查中，八成以上村民同意重走“集体”路。
从农民到雇工
如今的赵世利已从农民变成了工人。在这个34岁的农民把7亩地全部“流转”给赵世来种树后，就进了他在凤阳的工厂。赵世来也信守诺言，凡是赵庄人，一律优先录用。
他被安排到暖瓶厂的熔制车间工作，现在已是这里的班长，他每天带着13个人守着那台吐着红焰的机器。
2008年10月14日这天，赵世利穿着他那身沾满煤灰和汗迹的蓝色工作服，进入车间巡逻，四个稚气未脱的年轻人在观察机器运行，一旁的鼓风机发着巨大的噪音。赵世利一脸严肃，他每个月的工资是1600元，相当于他以前在家种地半年的收入。
他觉得必须认真工作才对得起这份工资。“地没了之后，赵庄很多年轻人都涌到工厂里。我首先会要求他们改掉农村里的坏习性。”赵世利说，“例如穿戴整齐，按时上班，说话要大方等。”
现在赵世来的工厂已经接收了三百多名赵庄人，他们拿着600至1000元不等的工资，开始租狭窄的单间，买被父辈视为漫天要价的商品粮，还学会了上网聊天和玩游戏，他们在有意或无意中触摸着世界最新的脉搏，和那个宁静的村庄相比，这里有太多刺激新奇的东西，足以让他们流连忘返。“回去还是去更远？真是个问题。”赵世利时常会被这样的问题困扰，最终他还是选择相信感觉和钱，“如果干得开心，工资还可以，还是在外面待着吧。”
就在两个月前，赵世利和老婆孩子一起搬到工厂附近的镇子里。这里可以视为他进城的前奏。“以后争取去大城市，南京、上海等。”“地我还是会留着的，算是后路。”他停了一下，“但如果政策允许而价格又高，难说我不会动心。”
这个略显圆滑的答案让赵世利一旁的堂弟赵世军不以为然。这个32岁的法律系本科毕业生，3次考律师资格证都名落孙山。现在凭着大学文凭，进了赵世来的厂做行政人员。
虽然女儿已经8个月大了，但他仍不愿放弃他的律师梦想。他设想的未来生活是这样的——窗明几净的卧室，体面的工作和有品味的朋友，如果有能力，最好父母也接到身边。
但对大多数赵庄人来说，进城还只是一个遥远的愿望。现在赵庄壮年人群里还有一半以上是文盲。在农民自由转化为工人，实现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这部分人将成为一个潜在的担忧，如果失地，将在自身素质和社会环境的双层因素挤压下，迅速赤贫，酿成新的社会问题。
“农民与土地分离肯定是未来的方向。”赵世军说，“如果选择不种地了，用地换点钱，进城也多一道护身符。”他一语中的：对于急待进城的农村年轻人来说，土地正是他们惟一可以变现的资本。
最后的纽带
在赵世来先后投入了四百多万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后，赵庄如今已经拥有马路和超市，还有一座建制完整的小学和精致优雅的敬老院。村东头的一处建筑工地在构建更大的蓝图——这将成为一个别墅式的居民小区，拥有欧式拱门、长廊以及街心花园。赵世来现在打算把全村人集中起来居住，方便改善生活配套设施。
但也不是没有怨言。看着节节攀升的粮价和优惠的粮差补贴，人们开始为当初那200元一亩的租价感到心痛。“谁也没有想到粮价会涨得这么快。”村民陈家芳说，“现在一亩地的纯收入绝对不低于600元。”
赵世来下一步是赵庄西边的土地，下一步的土地集中方式将更灵活，农民可以出租所承包的土地，也可以以土地入股，造大蔬菜棚。这里村民准备重新协商，算出一个合理的租价。市场观念和意识开始在人们身上培养起来。
现在，三口水塘已经准备就绪，一举解决了缺水的问题，为下一步的多形式养殖奠定了基础。杨树林有部分已经可以出售，也入账了一百多万元，然后全部投入到新住宅区的建设。
但对于跟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老人朱树梅来说，尽管身处的环境正在发生他越来越难以明白的变化，土地仍然是他的命根。
他对这个村子了如指掌。从先人在清朝年间逃荒过来，到分地、人民公社、分田包干……和大多数普通的中国农民一样，朱树梅的一生都围绕着土地而浮沉。守住祖业，是这位父亲余生最大的梦想。
朱树梅的两个儿子都进城了，大儿子当了公安，二儿子开了玉石加工厂，两人都生活富足。乡亲们都夸他有福气，但朱树梅却很不满意——他们太少带孙子们回老家了。
老人只好在房间里挂满了3个孙子的照片，一解思念之情。已是知天命之年的他还有最后一个心愿，就是死后要葬在自家的土地里，不能到城里那些豪华墓穴。“那样的话，孩子们每年都回来看我，也就不会忘记故乡了。”朱树梅说。
(本报记者徐楠、余力对此稿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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