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第25期 “1997年3月14日全国人大批准重庆设立直辖市”
重庆直辖，曾经是一个不能说的秘密，直到1997年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召开。
1997年3月14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进入最后一天。下午3时50分，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乔石宣布，开始投票表决《关于批准设立重庆直辖市的决定》。
现场有36名代表来自重庆，属于四川团成员。这一天，男代表们换上红色的领带，有人第一次喷了发胶，43岁的女代表袁昌玉穿着前一天特意买的红套装，还有女代表以闪光的旗袍亮相。进场前，有记者从打扮就能认出：他们来自重庆。
3时52分，会场内两千多名代表按动表决器。表决前夜，袁昌玉和同屋代表赵春梅都睡不着，反复提醒对方表决时不要按错键。“如果一激动按错了，差一两票通不过，会遗憾一辈子。”袁昌玉说，两人谈论重庆的话题，一夜未眠。
3时54分，会场大屏幕显示出投票结果：2720人出席，其中2403票赞成，148票反对，133票弃权，36人未按键。乔石宣布：“通过。”
当时没有媒体直播这个场景，但喜讯立刻通过手机传到重庆，电话那端响起鞭炮声。重庆街头很快挂出标语：“我们直辖了！”
保密以免影响稳定
重庆，别称山城。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曾是国民政府陪都，直隶行政院的“特别市”。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设立重庆直辖市，1954年并入四川省。1983年，重庆还成为全国第一个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并实行国家计划单列体制。
“激动万分。”人大表决通过后，四川代表团成员，时任重庆市长的蒲海清也和周围代表互道祝贺。11年后的2008年3月，身为重庆团人大代表的蒲海清向本报记者透露，在重庆获准设立直辖市前一年，他已直面即将到来的挑战。
蒲海清介绍，1996年4月，他作为中共四川省委常务副书记，在北京向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胡锦涛汇报党建工作。胡锦涛表示，中央正考虑设立重庆直辖市。这是时年55岁的蒲海清第一次明确得到“重庆直辖”的信息，他被要求暂时保密。
保密，一直是重庆直辖筹备工作组中的严格要求。事实上，相关的调查论证工作在此前两年已秘密展开。
“当初对重庆进行直辖调研，连我们部长都不知情。”孙秀东，国家民政部区划地名司副司长、当年重庆直辖方案起草者之一，10多年后回忆说。
1994年，38岁的孙秀东还只是民政部区划地名司审核处副处长。这年秋天，时任国务委员李贵鲜突然向时任民政部部长多吉才让“借”人，孙秀东就这样被借调到国务院，参与一项秘密任务。
孙秀东被告知，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成立一个特别调查小组，论证设立重庆直辖市的可能性，他要参与收集第一手资料并起草方案。由于行政区划调整十分敏感，该调查当时被视为国家机密，包括孙秀东在内只有4人知情。
“三峡省”夭折的教训
“当时，我们到四川、重庆调研，都是以检查民政、人事工作为名，暗中从事相关走访考察。主要是避免类似‘三峡省’那样的事情发生，闹得沸沸扬扬，最后不了了之，影响社会稳定。”孙秀东回忆说。
曾经的“三峡省”规划中，并不包含重庆。1984年，为了配合三峡工程，筹建三峡省提上日程。按照规划，川鄂两省凡有移民的地区，划归三峡省政府管辖。当时三峡工程设定的水位线是150米，不涉及重庆。因此，三峡省省会预定为宜昌市，重庆仍然由四川省管辖。
1985年，三峡工程面临众多争议，“三峡省筹备组”也于第二年5月撤销，“三峡省”就此夭折。
汲取“三峡省”的教训，重庆设立直辖市的调研筹备一直在高度保密中进行。孙秀东透露，经过一年半调研，前后共设计了4套方案。
最初的设计方案是以三峡库区为中心设立一个一级政区，把湖北宜昌、四川万县(今万州)等沿江城市整合在一起。后来一商量，觉得牵涉方方面面的利益太多，中间管理层次没有解决，未走出原“三峡省”的思路，不符合精简、效能的原则，只好放弃。
第二个方案，是在原来重庆计划单列市的基础上，直接升级成一个直辖市。“这是最简单的办法，也不会触动各方利益。”但这个方案不仅解决不了四川人口过多的问题，也解决不了三峡移民问题。
第三个方案，在现在重庆直辖市的格局上，再加上四川的达县(今达州)、广安；第四个方案，就是现行的重庆市区划，只包括重庆、万县(今万州)、涪陵和黔江。
经过进一步筛选淘汰，最终的选择集中在后两个方案上。蒲海清回忆说，因地域大小不同，这两个方案又叫大小两套方案，最终是小方案获选。对此，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给出的理由是：“小马拉不动大车。”
孙秀东认为，行政区划调整不能搞“拉郎配”，也不能尽挑肥肉。关于重庆直辖市的方案是经过精心设计、科学论证的，最终的方案最适合重庆的发展，也带动了民族地区和三峡库区各项工作的开展。
泄密人员受到处分
调研工作高度保密，且非常低调，但泄密还是发生了。1996年春天，香港的报纸发布了一个消息———内地准备设立重庆直辖市，连区划示意图都刊登了出来。“跟后来公布的一致。”孙秀东回忆，这让调研小组的工作一度很被动，不久，泄密事件水落石出，原来是某地方报纸的负责人违反纪律走漏了消息。该负责人因此受到处分。
泄密事件基本上未影响重庆直辖的进程，调研论证工作完成后，1996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通过了重庆市改为直辖市的方案。随后，筹备组建重庆直辖市的工作开始。是年9月，蒲海清调任重庆市代市长，万县、涪陵和黔江开始交由重庆市代管。
蒲海清认为，重庆直辖是中央的决定，而三峡移民是关键因素。资料显示，整个三峡库区的移民，80％属于重庆。
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提出可以把四川分为两个省，解决“面积太大、人口太多、不便管理、不便发展”的问题。1994年，三峡工程上马。次年，李鹏考察三峡工程时提及邓小平的设想，表示可以考虑据此设立重庆直辖市。
1997年2月，重庆设立直辖市已是万事俱备，李鹏代表国务院向全国人大提出《关于提请审议设立重庆直辖市的议案》。国务委员李贵鲜在阐释这份议案时，总结出重庆直辖的三大作用，除了统一规划、安排、管理三峡工程建设和库区移民，还包括减轻四川省人口过多和行政区域过大的发展压力，以及发挥重庆的区位优势和辐射作用，带动西部发展。
三座大山和“三最”
1997年6月18日，重庆直辖市正式挂牌。“像个大县城。”蒲海清形容，刚到任时的重庆缺乏活力，交通拥堵，城市环境差。商场晚上七八点就熄灯关门。1997年春节，他带着主城区的书记、区长上街查卫生，捡垃圾，让他们上电视向公众承诺，解决“脏乱差”现象，并请电视台监督。
为了改善城市环境，激发市民热情，重庆市政府还采纳建议，决定拆掉人民大礼堂的围墙，建设人民广场。由于财力紧张，政府号召市民捐款，“有孩子捐出了压岁钱。”蒲海清介绍，政府一共收到捐款近千万元。1997年重庆直辖市挂牌前，占地2.3万平方米的人民广场用两个月时间建成。广场一侧专门树立纪念碑，记录这段历史，并刻下捐款超过千元的市民名单。
“困难太多了，不是一般的困难。”蒲海清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城市环境，更在于背后的经济因素。40万下岗职工、103万移民、300万贫困人口，这在直辖伊始，被称为重庆发展道路上必须翻越的三座大山。1996年，三大直辖市上海、北京、天津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分别比重庆高5倍、3倍、2.9倍。与它们相比，重庆有“三最”———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经济最穷。
解放思想、加强改革，是蒲海清的对策。他回忆，直辖后第一件事，就是组织全市干部学习邓小平南巡讲话。
下一步“暂无秘密”
“不可同日而语。”1999年离任后，蒲海清还不时回重庆。说起十多年来的发展，他只列举了一组数字：直辖之初，重庆的高速公路不到90公里，如今已超过1000公里。不只是高速路的长度在变。1997年，从重庆最边远的县城出发，两天才能到达市区，现在不超过8小时。
重庆直辖10年后的2007年，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重庆市城乡总体规划(2007―2020年)》，明确重庆是我国重要的中心城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国家重要的现代制造业基地、综合交通枢纽、城乡统筹的特大型城市。另据今年初重庆市两会公布的数据，三峡重庆库区的百万移民工作已基本完成。
“如果不直辖，重庆也会发展，但肯定不如现在。”渝中区居民小泽形容，重庆现在很“洋气”，他跟别人提起家乡，比以前自豪了。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行政区划史，1988年设立海南省，1997年设立重庆直辖市，香港、澳门相继回归后成立特别行政区。这是改革开放30年间，中国省级行政区划的4次变更。
有媒体分析，改革开放以来的地方行政区划变革，经济因素成为决定性的价值标准，重庆直辖“显然是经济主导的行政区划变革案例”。
像重庆在高度机密中筹备直辖一样，下一步中国是否还有重大行政区划变革的“秘密”？孙秀东说，“如果有也不能说，当然，目前是没有这方面的规划。”
□本报记者白杰戈北京报道
-新观察
下一步，翻越山城
重庆别称山城，中国的行政区划改革亦如攀山一样步履维艰。1997年重庆直辖市设立后，已有10余年时间没有大的区划调整出台。
在当时，重庆的区划调整并不是孤立的，此前海南就设省，并成为第五个经济特区。
行政区划改革本是为配合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的步伐。但一直以来，这种行政区为配合经济区而进行的调整主要是在一省之内进行，省际行政区划改革却难得启动。
在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中，全国性的行政区划调整是相当必要的。从横向的角度看，中国现有省区的数量偏少，各省之间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相差悬殊，助长了自成体系的经济分割发展模式；有的省区辖地太大，治理困难；同时大省制也使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
从纵向的角度看，中国地方政府建制分为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县、乡镇四个等级，而城市在行政上又可分为省级(直辖市)、副省级、地(州)级和县级市四个层次。这完全是为了计划经济时代管制方面的需要而设立的烦琐政府格局，与现代市场经济简化政府层级的要求南辕北辙。
同时，和其他国家一般是二级或三级行政区划相比，我国多层级的行政区划既降低了行政效率，又提高了行政成本。
上世纪90年代，中央政府在一定程度上也认识到这个问题，行政区划改革一度提上日程，有一段时间甚至传出要划分50个省等细节上的规划设想，但后来并无下文。与此同时，单纯的中观层次的区划改革突飞猛进、市级区划调整如火如荼，直辖市和中心城市谋求撤县(市)设区、一些强县追求立市。于是，无论直辖市还是省辖市、州辖市、县级市，统统使用“市”的名字，造成相当的混乱。
而与此同时，宏观的全国性改革和微观的基层治理结构却几乎原封未动，由此所导致的一系列地方治理上的困境也越来越严重。就拿重庆自己来说，其城市建设虽有所改善，但还未能充分发挥“辐射西南”的作用。
目前看来，解决我国行政区划省际失衡和层级过多的可行办法是“分省减层”。具体说来：一、通过缩小省区规模，使每一省只辖四五十个县，将省级行政区划增加到五十个左右。二、可以根据区域要求，增设几个直辖市，在现行体制下，能最简便地实现分省减层的体制就是直辖市。三、取消市领导县体制，严格实行省———县/市———乡镇三级领导，甚至省———县/市二级领导，以利于市场经济的需求，并提高行政效率与降低行政成本。
在以上这几个方面，“重庆模式”还是值得思考的，如：当初设立的是直辖市而非省，就给重庆地区减少了许多政府层级设置的机会。
在目前的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我们必须承认，行政区划方面的问题已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瓶颈之一。如何改革和突破这个瓶颈，还需要有一个全盘的思路。在这个意义上，“重庆模式”不应是行政区划改革的终结，而应是其起点和后续改革的借鉴。
下一步，应该翻越山城。
□唐昊
温故知新
文化部长写信赞扬《喜盈门》导演
文化部部长朱穆之于3月12日写信给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赵焕章同志，热情赞扬他只求出力，不图出名的高尚情操。
信中说，你先后拍摄了《喜盈门》和《咱们的牛百岁》两部反映农村生活的影片，受到广大观众和电影界同行的欢迎和赞扬。两部影片在创作剧本时，你都热情扶植农民业余作者，和他们同甘苦，出了很大力量，为提高剧本的思想和艺术质量花了很多心血，但剧本完成后，你不要署名。你的高尚风格在电影界广为传颂。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帮一把”，还是“抓一把”？》的短文，对你只要求出力、不图出名的精神给予高度赞扬。我和文化部党组的同志们向你和你的合作者们表示祝贺和感谢。
信中指出，人民把“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光荣称号给了我们的作家、艺术家，作家、艺术家又怎样对待这一称号？你在这方面为大家做出了榜样。我们每一个编剧、导演、演员和其他文艺工作者都应该珍惜这一光荣称号，时刻记住党和人民的嘱托，用我们手中的文艺武器，反映我们的伟大时代、人民的英雄业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继《咱们的牛百岁》之后，赵焕章还打算继续和农民业余作者合作，创作摄制新的农村生活题材的影片。对此，朱穆之在信中预祝他成功！
——摘编自新华社1984年3月14日电
一日三十年——3月14日
●1979年北京和东京结为友好城市
●1980年中共重申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1982年深圳建设大规模展开
●1988年越南武装舰船侵入南沙群岛海域，中国船只被迫进行自卫还击
●1993年参与武昌起义的最后一位老人喻育之逝世，享年104岁
●1995年北京大学一批青年科学家成功从特殊恐龙蛋化石中获得恐龙基因片段，是人类首次从恐龙蛋化石中获得恐龙的遗传物质
●1996年中国科学家在辽宁首次发现侏罗纪鸟类化石
●1997年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批准设立重庆直辖市
那时流行
MBA
流行时间：上世纪90年代起 流行指数：★★★☆☆
MBA(工商管理硕士)，是源于欧美国家的一种专门培养中高级职业经理人的专业硕士学位，上世纪90年代流入中国，并受到中国公司的大力追捧。当时，读MBA不但意味着可以成为高级白领，还意味着有望成为明日的商界领袖，报考MBA人数逐年暴增。据统计，1997年，报考人数为5500余人，此后连年递增，2002年最多时超过5万人，录取比例达到1：5.
随着MBA招生规模逐渐扩大，MBA毕业生不再抢手，用人市场也渐趋低迷，企业对MBA的兴趣也在减弱。MBA热潮开始降温，报考人数从2003年起下降，此后稳定在每年3万余人，录取比例接近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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