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徐浩程
从1998年到2002年，江苏国内生产总值从6680亿元增加到10636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10.7％，5年间江苏经济增长率没有一年低于10％，均维持在10％-11％左右，高于全国增长水平2-3个百分点。
在接来下的50天内，增加省级财政资金100亿元；到2009年底，完成政府性投资3000亿元，带动全社会投资1.2万亿元；到2010年底，完成政府性投资6500亿元，带动全社会投资2.5万亿元。
11月13日，在江苏全省领导干部会议上，江苏省委、省政府给出了此次江苏版的扩大内需策略。除了上面一系列抽象的数字之外，江苏还提出了“加快自主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千方百计扩大外贸出口”等10项措施。
这些措施与数字能否最终形成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实现江苏经济稳定持续的增长尚不得而知。不过在上一轮扩大内需中，江苏通过一系列的措施实施，成功实现了经济稳定持续的增长，避免了经济大起大落：从1998年到2002年，江苏国内生产总值从6680亿元增加到10636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10.7％，5年间江苏经济增长率没有一年低于10％，均维持在10％-11％左右，高于全国增长水平2-3个百分点。
“机遇猎手”
2007年末，在河北省解放思想大讨论中，《河北日报》仔细梳理了江苏发展的经验，将之概括为四个字：机遇猎手。
在《河北日报》的眼中，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经济能够顺风顺水一路高歌，是因为其至少抓住了三次大的历史机遇：第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初，率先发展以市场为导向、以加工工业为主的乡镇企业，“苏南模式”开始叫响全国；第二次是20世纪90年代初，以中央确定加快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契机，发展外向型经济，“张家港精神”、“昆山之路”等现象相继出现；而第三次就是20世纪90年代末的经济大调整。
此言不虚，至少在1998年经济大调整前后，江苏对其中蕴含的机遇是有充分认识的。
1997年，发端于东南亚并迅速波及香港的亚洲金融危机，使中国经济很快又出现了通货紧缩的趋势。虽然中国出口负增长的局面还要等上近一年才会出现，但当时江苏的情况并不乐观。这不仅仅是由于外向型经济在江苏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更是由于设备陈旧、管理落后、结构单一，江苏经济发展在经历了十多年的兴旺后钻进了“死胡同”。
“当时我就在想下一阶段怎么办？”时任江苏省委书记陈焕友多年后回忆道，“1997年上半年，在认真分析宏观经济环境和江苏经济发展客观进程之后，我们明确提出江苏将面临第三次发展机遇。能否抓住这次机遇是江苏能否在新一轮发展中赢得主动权，再攀新高峰的关键所在。”1997年5月，在“江苏发展高层论坛”第二次论坛“结构调整与江苏经济发展的第三次机遇”举行后，陈焕友将论坛的研究成果写进了自己的工作报告，并带到了当年的全国人大会上，提出以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为突破口，抢抓江苏发展的第三次机遇。
“加大结构调整力度，是当时江苏的必然选择，扩大内需的宏观政策正好给了江苏一个最佳时机。”相关专家向《决策》分析道。第三次机遇开始成为江苏对1998年扩大内需的解读，并一直贯穿于整个扩大内需之中。
对于第三次机遇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时任江苏省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钱志新在一份述职报告中如此理解道，“产业结构是经济结构的核心，作为计委抓结构调整重点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
对此，陈焕友的解释是，“我们的经济发展很快，但是我们的核心技术水平不够，所以要搞高新技术。这不光是理论，而且要结合实际操作。”而钱志新给出的实际操作是“建设三大高新技术产业带，即沿沪宁高速公路的IT产业带、沿长江南线的新材料产业带、沿长江两边的新医药产业带”。
这其中，最成功的非沿沪宁IT产业带莫属。这条“全国最大的IT产业带”沿沪宁高速公路，南起苏州、北至南京，全长约200多公里，形成一条IT企业密集的产业链，其成功从“长三角高速路堵车、全球笔记本电脑涨价”这样形象的语言中足见一斑。
为建设这条产业带，江苏先后实施了“5+7”工程，即重点扶持5个软件园与7个信息产业基地。这些园区与基地分别是江苏软件园、南京软件园和苏锡常软件园；苏州新区、苏州工业园、南京江宁开发区、无锡新区、昆山开发区、吴江开发区和南京珠江路科技园区等。
为给这些园区与基地在高速公路两旁留下足够的发展空间，“当时我就是在沪宁高速两旁大面积的种树，也要把周边的地征下来、预留下来。”陈焕友回忆道。而另外一个更为典型的细节是，为给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提供足够的人才，1998年前后，江苏自行扩大大学招生名额，“开始每年扩招一万，后来增加到五万。”在接受采访时，陈焕友笑道，“我有一个观点‘历史不惩罚胜利者’。”
这一系列“冒险”的结果是，到2002年，江苏的支柱产业、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的比重分别达到51%和18.2%。
新“淮海战役”
在上一轮扩大内需中，除进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江苏还开工兴建了一系列的基础建设项目。
“1998年至2003年，共争取国债项目306个，总投资937.4亿元，其中国债资金155.59亿元，这批项目事关江苏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农业、工业、高新技术、城市和社会事业发展，对经济增长起到重要作用。”在2003年扩大内需的宏观政策逐渐走向尾声时，钱志新总结道，“同时，1998年以来我们全力推进高速公路、铁路、长江大桥、机场港口等数百个大型项目的建设。”
这其中，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是管窥一豹的典型。1999年前后，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一份苏北、苏中、苏南“四纵四横四联”的江苏交通运输主骨架编制规划火热出炉。依照这份计划，江苏宁靖盐、宁宿徐等一大批高速公路相继开工。从1998年到2000年，江苏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3年上了三个台阶：1998年完成146亿、1999年完成170亿、2000年完成190亿。
“当时决策层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为江苏的下一步大开发、大开放、大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创造有利条件，构筑江苏未来社会经济腾飞的战略性、长远性快速通道。”相关专家向《决策》分析道。
不仅如此，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还剑指江苏区域发展的软肋——南北发展的不平衡。当时苏南、苏北经济差距逐渐拉大，“有同志就有意见，说省政府只支持苏南，不支持苏北，希望我们大力支持苏北，把苏南的速度放慢一点。另外一些同志却认为苏南不发展就不能支持苏北，苏北应该为苏南服务。”陈焕友回忆道，“我们认为两者都不对，应该是共同发展，所以我们提出一个观点叫区域共同发展战略，都要发展，只是标准不一样而已。”扩大内需的宏观政策显然为这个战略的实现提供了绝佳的契机。
1998年，江苏省委、省政府抓住中央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良好机遇，提出在加强苏南高速公路建设的同时，“挥师北上，决战苏北，实现全省高速公路联网畅通，打一场高速公路建设的‘淮海战役’”。在此前后，广靖高速、连徐高速先导段等一批高速公路，润扬大桥、苏通大桥等一批重点项目相继开工，苏北高速公路密度开始超过苏南，苏北自身经济的活力逐渐增强，苏南对苏北的辐射带动开始显现。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江阴长江公路大桥。1999年9月，江阴长江大桥建成通车，其对靖江地区的经济发展带动显著，同时使靖江、江阴、张家港连成一片，形成一体化发展的格局，在区域发展中的地位显现。
不仅如此，大桥的建成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苏南、苏北的经济割裂，苏南对苏北的产业带动开始显现，尤其是对可达性有较高要求的产业的发展影响明显。以泰州为例，大桥的建成，大大缩短了泰州沿江地区与苏南及上海的时间距离，上海到泰州沿江地区的时间由原来的3.5小时缩短到现在的2小时。
“其实，新‘淮海战役’更重要的质变影响直到最近几年才逐步展现出来。”相关专家分析道，近年来，随着苏南沿江地区加快实现两个转变，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与现代服务业，将纺织、丝绸等劳动、资源密集型传统产业向苏北转移，“腾笼换鸟”，苏北经济发展的速度逐渐增强，而“这一切得以实现的一个前提就是苏北便捷的交通，以及与苏南相似甚至更便宜的运输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