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作为长期研究社会保障的一个理论工作者，后来又参与很多社会保障政策的制订，我这个有亲身体会，比如说搞医疗改革的时候，那就是先解决国有企业看病贵问题，然后国有企业职工家属下一步再说。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产生了，就是说第一个农村的社会保障问题长期没有进入高层决策的视野，农村没什么国有企业，这是很自然的。
第二个在城市里面不同人群的社会保障待遇、基本保障待遇失衡，因为它不是从整体人群考虑社会保障改革的，它是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中心环节，围绕着国有企业来搞的。那么你们可以看一看，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报纸上的一些文章，中央领导的一些文章，那都是很明确的提出来了，社会保障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配套措施，要围绕国有企业改革搞好养老事业什么的，大标题这个是，那么你这个时候提出来国有企业以外人群体保障问题好象不在新的工作重点。
主持人：但是现在已经是到了一个危险的时候，因为最近有一个新闻就是有一个青年因为他治不起病他就去犯罪，犯罪呢被抓到监狱里去，然后它非常高兴，他说自己终于可以有保障了。
宋晓梧：这个就是在随着改革的深化，新的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当然可以说我们当初可以轻重缓急，这个问题最近有很大的改观，特别是从科学发展观提出来以后，讲到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协调统筹，又讲到了以人为本，那么这些问题呢也有很大的改变。
第一个就是我们把最低生活保障从城市延伸到农村，全国实行了最低生活保障，那么现在农村包括低收入的已经被纳入这个保障范围了，这是最低生活保障；
第二个就是医疗保险，现在实行了城市居民医疗保障；
另外来逐渐来解决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但是农民工是一个历史现象，由于长期二元经济造成这么一个现象，他的工伤保险参加的人数、医疗保险参加的人数都比过去大大提高了。但是还远远不够。
主持人：目前全球性金融危机然后已经蔓延到中国，中央出台四万亿的投资，扩大内需，有些人就担心这些钱可能还会被用来搞基建，为什么不趁机好好的构建中国的医疗保障体系呢？
宋晓梧：这不仅仅是一个医疗保险的问题，说我们在启动内需方面，国家强调多年了，但是我们投资比例始终居高不下，这一次由于美国次带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他本来是一个虚拟经济，然后很快影响到美国的实体经济，当然了对中国的实物经济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这就是我们对外贸易程度过高，我们出口导向这样一个经济发展方式，当国外的实物经济需求下降以后，马上影响到我们的出口，这样对我们经济有很大影响。从长远的角度看，本来我们就应该减少出口了，我们搞了这么多外汇储备，全世界第一，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度，储备少当然不好了，太多了也不是什么好事，也会造成很大的压力。
劳动力成本低是一个国际竞争力，但是长期压低劳动力成本，这个改革、这些年经济发展的成果就没有在居民中、在劳动者中得到合理的分享。增长这么多倍，然后劳动力成本这么低，这怎么可能？所以按照中国进一步发展方向看，是应该逐步的减少出口，应该逐步减少我们的投资比例的。但是又怕下的太快，咱们今年7、8、9月份，包括11月份刚出的数字，这个经济下滑很快，这样的话呢，我们现在采取的一些措施。短期是防止出口降的过快，本来我们应该降出口，但是防止出口降得过快。
那么投资你刚才也讲了，生产企业不让你投资了，消费需求掉了，不愿意投资了，那么政府又担心这方面经济掉的太厉害，可能加大了投资的力度，但是这个就是短期的政策。这个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是考验我们宏观调控的水平，因为你要是过大了有问题，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相当同意你刚才说的专家提出来的我们应该在深化制度改革方面多投一些资。比如说在养老保险的转轨过程中，现在投资就投出了4万亿呀，解决养老保险并不是问题。你把问题解决了，老职工不是没有后顾之忧了吗，企业负担不是减轻了吗，因为现在是加大了企业的负担，去弥补这些已经退休的老职工。
再有医疗保险国家投入是不够的，教育投入也是不够的。在这方面多投入一些很好，但这次加大投入人家明确了，叫六加一。加一就是加这个灾区重建，这六个方面就是把民生问题、环境问题、农业问题放在前面的，当然还有交通基础设施，这些方面，像中央的政策很明确。
现在大家都担心到了地方又拉动了新一论的投资热，原来就是地方投资积极，它好象是一种经济前进的火车头似的，中央在前两年一再压这个投资，因为投资比例过高了。所以中央和地方还有一些矛盾，地方老觉得我们后发地区应该加大投资力度，那么沿海地区说我们一直属于先进地位，怎么能保住我们先进地位呀，我们不能让后面赶上来，那么比的还是发展经济、搞投资。现在一变过来，中央和地方高度一致，高高兴兴大家都来搞投资，加大投资。所以这个很多人也担心，会不会为新一轮的投资热，造成一些影响，这个问题我想主要是注意到了，所以咱们这次投资里面提出这个六加一，前面都把民生问题、环境问题、生态环境的治理问题，还有就是基础设施，也明确说出来要防止低水平重复建设。中央的态度很明确，但是从历史经验看，大家很担心，实际上会形成新一轮投资热，我个人也有这方面担心。
主持人：有一些人就比较担心我们经济增长低于8%的话，可能会产生很多社会问题，比如说社会稳定之类的。
宋晓梧：我一直就对这种提法表示怀疑，好象中国低于8%就不行。为什么呢，现在是一种靠投资拉动的这种增长，他低于8%有问题。因为投资拉动的很大程度上，比如说修公路、修铁路这些大的工程项目，他不是一种劳动密集型的，他的投资就业弹性是很低的。如果是转变了经济发展方式，不一定要这么高投资率，但是可以保证很高的就业率。这个弹性可以增加，你多发展一些服务，这些年为什么要调整产业结构，要调整过来，你调整产业结构以后，你服务业发展，那你可能投资并没有这么大，但是你带动的就业相当大。如果继续按照过去这种投资拉动的方式， 8%以下就困难了。不能形成一种惯性，认为降点儿温度就感到很危险了，你不能用这种高投资率来维持这种经济发展，用惯性思维来考虑中国的经济。
主持人：您曾经担任东北办主任，国家在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以后，东北发展如何？目前金融危机形势下，有没有收到影响？
宋晓梧：东北的事儿我还是很关心的。应该说东北目前受到这一轮经济危机的波动比较小。相比较沿海地区受到的影响更大。大量的出口加工直接受到了影响，他们受到影响以后采购原材料也会受到影响，这个原材料生产就会波及到东北。国内的经济下滑以后，东北的一些像钢铁受到影响，汽车东北销售也受到影响，那么与汽车的相关的产业链、零配件生产也受到影响，另外钢铁下去了、煤炭下去了，煤炭也受到乐影响。东北一些资源性城市的煤炭价格大幅度下降，钢铁、还有汽车这已经受到影响，那么这方面就是按照最近中央提出来的出手快、出拳重、中央也加大投资、东北地方政府也在这方面加大投资，使这个经济的下滑减缓。另外就是按照中央的方向做好民生的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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