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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28日，“万里长江第一隧”——武汉长江隧道将正式通车。昨日，本报记者专访了原武汉市地铁建设前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顾问高士粹、胡润州，他们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孙中山最早构想建隧
1919年2月，孙中山先生写就《实业计划》一书，首次提出修建武汉长江隧道。
“在京汉铁路线，于长江边第一转弯处，应穿一隧道过江底，以联结两岸。更于汉水口以桥或隧道，联络武昌、汉口、汉阳三城为一市。至将来此市扩大，则更有数点可以建桥，或穿隧道。”时隔89年，孙中山的这一伟大构想已变成现实。
上世纪30年代，国民党当局曾请美国专家到武汉考察长江隧道选址，后因抗日战争爆发，无人再提此事。当一个民族连存亡问题都没有解决时，修建长江隧道这样的大型基础设施只能是一种“空想”。
直到1979年，武汉市人防办在制定《武汉市人防工程规划》时，重新提出修建长江地铁隧道，规划图上标明的位置为汉口青岛路附近至武昌大东门，与今天的武汉长江隧道位置大体相同。这也是武汉长江隧道最早的规划图。
规划建隧原是为战备
武汉市人防办为何想到修建长江地铁隧道？这要从前苏联卫国战争说起。1935年莫斯科修建首条地铁，卫国战争期间成为当地最大的防空洞，挽救了千千万万的生命。
1965年，由于中苏关系紧张，战备成为当务之急。中央决定借鉴苏联经验，修建北京地铁，作战备之用。1979年，武汉市人防办根据这一思路，提出武汉要建两条地铁线：一条沿汉口京广铁路线建设（与现在的轻轨走向相似），另一条为过江地铁，从现在的汉口火车站经青岛路过江至大东门。
不过，人防部门并未对过江地铁及隧道建设展开深入研究，改革开放之初的武汉也没有经济实力建地铁，长江隧道依然只是一纸规划。
进入1980年代，因轻轨造价低于地铁、施工难度相对较小，武汉市决定优先推进轻轨建设，地铁及过江隧道没有进入决策层视野，官方研究机构对地铁的关注也很少。
大气候催生过江隧道
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武汉市一些官方研究机构注意到，轻轨有很大局限性，如运力不如地铁、对城市景观破坏较大等。这样，呼吁建设地铁和过江隧道的声音逐渐多了起来。
当时，北京、天津已建成地铁，上海首条地铁正在施工中，广州、沈阳、南京等地都在筹建地铁；国家计委也提出，总人口在100万人以上、GDP在100亿元以上的大城市可建设地铁。武汉完全符合国家计委提出的条件，全市上下建设地铁的热情迅速高涨。
1992年2月，时任武汉市委书记钱运录收到一封信，标题为《关于吸引世界银行贷款建设武汉越江地铁的建议》。信是由夏康裕（时任武汉市财政局局长）、高士粹（时任武汉市人防办主任）、程涛平（武汉市委研究室）等3人联名写的。钱运录批示：“这个建议有道理，需要认真论证。”并表示市委常委会要研究一下。至此，武汉地铁及过江隧道的建设终于摆上市委、市政府的议事日程。
1994年6月，武汉市科协等单位举办“武汉地铁研讨会”；同年7月，武汉市科委组织对“武汉地铁重大课题研究”进行招标，1995年12月课题完成，使武汉越江地铁及隧道有了比较成熟的方案；1995年9月，武汉市成立地铁建设前期工作领导小组，推进地铁项目前期工作，但因思想不统一，进展不大。
隧道项目险些下马
1999年1月，新一届武汉市政府调整了地铁建设前期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充实了力量，地铁过江隧道前期工作开始进入快车道。
铁四院在过去众多机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经进一步研究论证，完成了长江隧道的预可行性研究报告，提出公路隧道与地铁隧道合建。
2001年4月，国家发改委委托国际咨询公司，组织专家组对该报告进行审查。有专家质疑：报告中武汉市有关研究机构预测武汉2020年过江交通流量只有十多万辆，其中武汉长江隧道日通车量只有2万多辆。这么少的流量，一桥、二桥完全可以分担，还有必要耗巨资修建长江隧道吗？
这一质疑非同小可，武汉长江隧道可能因此下马。武汉市地铁办顾问、著名交通专家胡润州临危受命，进行补充论证。胡润州发现，报告中对武汉市2020年GDP预测过于保守，不到4000亿元；过江交通流量预测也偏小。在修改了相关参数后，胡润州预测，2010年武汉过江交通流量将达33.6万辆，2020年达到55.2万辆；长江隧道2010年的流量为 55643辆，2020年为68643辆（饱和）。
这一补充论证结果得到了国家发改委的认可，2002年春，武汉长江隧道获准立项。
今年，武汉过江交通流量达30万辆，接近胡润州的预测；长江隧道通车后流量有望突破5万辆。武汉市发改委有关负责人感叹：“胡润州的预测惊人地准确！”
长江隧道立项标志着前期工作结束，隧道建设工作移交给新成立的武汉城投集团。在此后的研究论证工作中，考虑到技术风险，长江公路隧道与地铁隧道分开建设。2004年底，长江公路隧道正式开工。地铁隧道选址汉口江汉路至武昌积玉桥一线，目前正在积玉桥建设地铁盾构始发井，预计明年春天正式开挖地铁过江隧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