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出资购买岗位提供给农民工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陈安庆 | 湖南报道
年三十的鞭炮散尽，郑小寒在家乡找到了新老板。
他的家乡在湖南临湘。8年前，他南下东莞，开始在异乡孤独闯荡。前3年里，他在一家酒店打工，收入微薄。2003年，他结了婚，并在一家摩托车公司任中层管理。但这一切，都在2008年的夏天被改变。
“资金链断裂没有订单，最惨的一个月倒闭了上百家中小企业。我们2000多人的大企业，走的时候只剩100多人。”2008年上半年，郑小寒目睹了身边的企业如多米诺骨牌般倒下，而自己所在的公司，也面临停产。
他不得不辞职，贱卖掉东莞的所有家当，离开珠三角。他和280万湖南同乡，汇集成一股浩大的返乡洪流。
郑小寒的新老板李涛，也是名返乡农民工，曾在陕西汉中开过砖厂。去年夏天，他用12年来打工积累的钱，回到临湘办起了花炮厂，并自任厂长。
在临湘就业服务局的帮助下，郑小寒凭借管理经验，获得“新老板”李涛的招纳。
郑小寒告诉《望东方周刊》，到正月十六开工时，来厂报到的农民工将达到400人。这家花炮厂给返乡农民工开出了1800元的高工资，虽然无法与沿海地区的薪酬相比，但农村消费低、相对稳定的收入和“离土不离乡”的优厚条件，吸引着200多名从沿海返乡的农民工。
李涛说，他之所以看重返乡农民工，理由很简单：“他们在大城市中，既积累了市场经验，更有一定的技能。”在他看来，民工返乡潮是危机更是机遇，正如硬币的正反两面，不停翻滚。
10万农民工参建重点工程
农民工输出大省湖南，处在与广东最近的输出带上。在金融风暴依旧肆虐的牛年，湖南已从“珠三角”手中接过了安置“农民工就业”的接力棒。
湖南省就业服务局农村就业处长蒲宏良见到本刊记者时，已很久没有休假了。2008年，他曾参与三次返乡农民工跨省调研，涉及128个行政县市区。
“在东莞，我们发现情况不妙，照这种情况下去，很多民工年后根本回不去。”蒲宏良感叹。
湖南省政府紧急组织各县统计局、劳动局专项调研农民工返乡情况，并形成报告。随后，湖南省官方制定了2009年省内外转移1000万农村劳动力的“最低目标”。
湖南劳动厅举办的春风行动“农民工专场招聘会”在湖南各地陆续举行。湘潭一个招聘会上，主办方用专车将120名返乡农民工接到会场，听到消息的2000人自发而来，挤爆会场。湖南省里刚出台的政策规定， 28岁以下的返乡农民工，可免试读技校，每人能获1500元学费补贴。
另外在重大工程建设上，优先安排返乡农民工。湖南省的政策是，建设单位每招收一名返乡农民工，每月能获得150元的补贴，前提是农民工要接受职业培训并上岗，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通过这些激励政策，湖南新开工的18条高速公路和172个在建重点项目，已吸纳返乡农民工10万人。
在湘潭和株洲，返乡农民工的劳务输出成为干部工作考核的主要指标，建立责任制。湘潭市农办副主任李梦林告诉《望东方周刊》，完成不了任务的，不仅影响当月工资，还对政绩有影响。基层乡镇和他所在的市直单位都领到了任务。
目前，湖南省约30万农民工返乡创业，吸纳110多万人就业，其中农村劳动力90多万人。
返乡农民工变身水手
2008年11月13日，岳阳市在汴河街打造的返乡农民工“创业一条街”正式开街，4个街区内共设160多个铺面，并出台了包括税费减免、财政补贴、社会保险补贴以及小额贷款在内的地方扶持政策。
岳阳市就业服务局局长姜继辉介绍，汴河街“立街见影”，经营户由原来的64户发展到98户，就业人员也由620人发展到1002人。
“以创业带动就业”已成为当地的特色举措。姜继辉还计划，在返乡农民工中“评选10大创业明星”以示激励，“一个人创业，平均至少能带动5到6个人就业。”
家住华容县的罗翌曾在深圳打工，返乡后开了家电子厂，生产手机变压器，订单供不应求。年前，厂子面临着资金问题，罗翌在岳阳就业局的帮助下，向银行申请了企业小额贷款50万元，没多久，就顺利通过了。
岳阳市就业局还对返乡农民工进行航运船舶培训，该种职业培训资质通行全国，远洋出海也没有障碍。返乡农民工蜕变为水手之后，月薪达到3000多元。
“与之前的湖上作业相比，就好像司机有了驾驶证一样。”姜继辉说，受训的农民工每人可拿到450元培训补贴，对于没有达到平均收入900元、又有转移就业的欲望的返乡农民工，政府给予免费培训，同时还发放1000元补贴。
岳阳还首倡了“全民创业委员会”制度，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论证岳阳市的全民创业、整体规划。组成人员包括经济学教授、企业负责人、政府部门的政策专家。
这个半官方组织所提供的服务全部免费，费用由政府承担。创业者创业之后，专家委员会对其进行跟踪服务，即时提供就业指导和“会诊”。
岳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殷道春告诉本刊记者，岳阳在外务工农民工近50万人，2008年12月前，返乡农民工近8万人。当地劳动部门在春节前，成功安置2万多人。
返乡一年耗掉农民500亿
常德澧县车溪乡万兴村的戴世强，1994年就举家外出务工经商了，今年回乡，要求村里分配承包地。
村支书周怀金介绍，随着今年春节后“中央一号文件”等惠农政策的实施，返乡农民工种粮效益提高，许多失业在家、原已放弃土地的农民工，强烈要求重新获得土地经营权。类似这样的农户不少，一时间让村里感到十分棘手。
如何破解人地矛盾？岳阳率先实施了“失地农民长效机制”。
殷道春介绍，政府将失地农民逐步纳入城镇就业服务范围，像城镇下岗职工一样对待。他说，解决失地农民问题的核心是打破城乡就业壁垒。劳动部门为他们举办了免费送岗位、送技能的专场用工招聘会，当地政府还出资购买岗位提供给民工。
“从短期看，大量农民工返乡了，带来新的就业压力、土地纠纷、农民增收困难等问题。但也要看到，对湖南来说，大量的熟练农民工回乡是人力资本的流入。”湖南社科院学者汪金敖说。
岳阳地处长株潭和武汉两大“改革配套试验区”的中间位置。两大城市群对岳阳返乡农民工的吸引力很大，选择在春节后，到长沙、武汉打工的农民工占很大比例。
“对于继续想去沿海发展的农民工，广东就业困难，我们就把他们转移到浙江、福建、山东⋯⋯”临湘市就业服务局局长潘关元说，他们正打算“主动出击”，派专人设站点，联系上述地区的用人企业和人才市场找工作。
想去沿海的人仍是多数。春节前后，湖南有关部门对回乡的829名农民工进行了抽样调查，有619名明确表示今后将继续外出务工，占被调查对象的74.7%。
农民工每年在春节前后返乡、找工作，称为“世界上最大的人口迁徙”。汪金敖给本刊记者算了一笔账：如果每年参与这种简单流动的农民工为1亿人，每年每个农民平均花掉的交通费是500元，一年中耗掉的农民收入就是500亿元。
“这是一种制度安排上的浪费，”汪金敖说，“锁住了城市的大门，同时也锁住了农民在城市里投资消费的通道。”
春节后，安乡县农民工汪铸材还是挤进了浩浩荡荡的南下队伍，和女儿告别时，他忍住了眼角的泪水。但坐在座位上的那一刹那，他的眼泪再次恣肆。女儿在窗外大喊：“爸！我以后也要去深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