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21日是刘仁同志诞辰100周年。
刘仁同志从1939年到1948年在中共晋察冀分局作组织和城市工作，领导平津地下工作，使受到日寇严重破坏的平津地下党活动，从恢复到壮大，取得了巨大成就，成为被毛泽东赞誉为解放战争“第二条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那段时期，他的上级领导是分局书记聂荣臻同志。聂帅在刘仁同志的冤案平反后，于1979年1月29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纪念文章。文中说：“刘仁同志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实事求是。他把崇高的革命理想同求实的科学态度融为一体，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他总是亲自找有关人员，或深入现场，听取意见，弄清情况，而不依靠第二手材料，更不听那些模棱两可、似是而非、华而不实的汇报。因此，判断情况比较准确，解决问题比较心中有数，比较切合实际。他坚决反对那种说空话、说大话的坏作风，更反对那种务虚名、不讲实效、劳民伤财的形式主义的作法。他对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一经发现，坚决纠正，决不文过饰非。他常说，既然发现搞错了，就得赶快改。这是多么崇高无私的革命精神！”这是聂荣臻同志对刘仁的高尚品德、优良作风的高度概括。他的这种品德、作风，经常在我们这些北京老干部的脑海里萦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7年，刘仁同志先后担任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第二书记，协助彭真同志主持北京市委日常工作，直到“文化大革命”中遭受康生、江青残酷迫害，离开工作岗位，1973年屈死狱中。17年中，刘仁同志为北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献出了全部精力，作出了巨大贡献。在工作中，他一以贯之地力求完整、准确地理解和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从北京市的实际情况出发，贯彻执行党中央和华北局的指示。彭真同志曾经向毛主席这样介绍过刘仁同志：“他这个人很了解情况，实事求是，反映的事情靠得住”。1982年9月10日，彭真同志在写给范瑾同志的信中深深怀念“刘仁同志那种带头深入群众，密切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作风和忠心耿耿为党为人民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精神”。我们长期在刘仁同志身边工作，受到他的言教、身教，感受最深、受教育最大的就是他这种高尚品质和优良作风。
心系百姓
北平解放，接收的是北洋军阀、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群众生活特别是社会底层群众的生活非常艰难。当时，北京城百废待兴，市委领导日理万机。即使在这种形势下，刘仁同志还是一如既往，心系百姓疾苦，非常关心群众生活，努力改善群众生活。他到基层视察时，看到石景山钢铁厂、京西矿务局、人民印刷厂等老厂的不少老工人拉家带口住在窝棚里，甚至水泥管里，有的门口只挂一块破帘子挡风，心里甚感不安，于是立即开会专门研究解决办法。他说：财政再困难也要挤出钱来，改善工人住房。不久，在门头沟、广宁坟、金顶街、苹果园、白纸坊等地修建了一批简易的工人宿舍，形成了最早的一批工人生活住宅区。至今这些工厂的老工人回忆当年搬住新房的情景，不少人还是热泪盈眶地怀念刘仁同志。
五十年代中叶，北京人口迅速增长，蔬菜供应不上，供应方式也有问题，每天在菜店门前都有排大队的现象。1957年春天，刘仁同志有一天一大早出门乘车路过广安门菜市场时，发现门前在排长队，就下了车，让汽车停在隐蔽处，自己上前排队，同排队的市民聊起天来。市民向他诉说苦衷，说白天上班没有时间买菜，晚上下班后，商店关门买不到菜，因此每天一大早就得来排队。这时，一位商店的干部出来干涉，批评群众不好好排队，还发牢骚。刘仁同志为群众辩护了几句，那位干部不认识他就是刘仁，转过头来又训斥他。这一下，刘仁同志当即让在场的交通警给宣武区委、区政府打电话，叫区委书记、区长赶快来广安门菜市场，同时又叫市政府秘书长贾星五赶到现场。不久，区委书记张旭、区长金雅如和贾星五都到了。刘仁同志先叫张旭数一数有多少人排队，然后说：“群众这么早就在大街上排队，你们当区委书记、区长的知道不知道，为什么菜市场不能早一点开门？”区工商科副科长回答说，一是商店职工需要休息，二是开门关门的时间是区工商科统一规定的。刘仁同志对在场几位负责同志说：“我们售货的时间是应该根据群众的需要，还是根据我们自己的休息时间？为什么不能根据广大群众的需要而加以变更？请贾星五同志研究处理。”很快，市政府对全市大中型菜市场的开门时间作了调整，并要求多设菜摊，解决了群众早上排队买菜的问题。
1949、1950年北京和全国一样，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工人、市民生活得不到保证，面对这种情况，刘仁同志当即布置市委政策研究室几位青年同志到石景山调查工人生活因物价上涨受到的损失。几位同志调查回来，向他汇报说，收入低的三、四级工人养家糊口受影响很大，每到月底，不少工人揭不开锅，没钱买煤、买粮、买副食，有的靠借粮借钱、变卖家产过日子，有的饿肚子。刘仁同志听了汇报，非常重视，同时又严肃指出这个调查虽然发现了问题，但是粗枝大叶，不够具体，还不能据此解决问题。他让这几位同志再去调查，并给予具体指导，要求找五、六户中等收入和低收入的工人家庭，问他们每月买多少煤球，买多少粮食，粮食中买多少玉米面、白面、大米、小米，买几斤肉、几斤蛋，买多少蔬菜、都是什么菜，油、盐、酱、醋各买多少？平均每年需要买多少布做衣服和做鞋，平均每个月需要多少钱？买这些生活必需品，月初多少钱，月底多少钱，涨了多少，要详细、具体地一户一户算细账，看看每户受物价上涨的损失，再向他汇报。刘仁同志就是这样手把手地教会青年同志怎样作调查的。几位同志按照这样的具体要求，再次作了调查，向刘仁交卷。刘仁看过后将调查材料批给负责财经工作的市委委员程宏毅同志，请他研究制定具体办法，保证职工不受物价上涨而影响生活。之后，市政府财经委员会根据这份报告，按照二、三十种职工生活必需品涨价的幅度制定了北京的“折实工资分”，逐日在报上公布，作为北京市每月发工资的标准。这样一种实际是物价指数的数据成为北京市民十几年中每天打开报纸首先必看的数字。这个办法实行后，刘仁同志还连续几个月叫市委政策研究室的同志到原来调查的工人家庭了解情况，看看实行这个办法后，是不是还有月底揭不开锅的情况。
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一年中央有关部门认为，北京市每月三号发工资不合理，应该作完工作后下月再发上月工资，建议北京市每月发工资的时间延后两天，这样一年下来就调整过来了。当万一同志向他汇报这个情况时，刘仁同志认为这个办法不行，一年下来向后推了一个月，“等于工人少了一个月工资”。此议终于作罢。
还有一年，毛主席提出北京市冬天蔬菜只有大白菜，太单调。刘仁同志立即到群众中去寻求解决办法。在西郊公路边菜地，他看到有位老农正在地里干活，就下车向老农请教。老农说还可以种白萝卜嘛。就这样，依靠群众智慧，难题迎刃而解。后来，又进一步从南方引进多种蔬菜品种，发展温室，保证首都蔬菜供应。
为了首都工业化殚精竭虑
从1949年初北平解放到1952年是三年过渡时期。从1953年起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社会主义工业化开始起步。这是中国人民的百年渴望。刘仁同志以极大的热情投入首都的工业建设。他深入工厂、工地，了解生产、管理情况，及时就地解决问题。
石景山钢铁厂刚解放时是一片荒芜。几座高炉在日本人撤走时故意让铁水凝固在高炉中，国民党接收下来后束手无策。解放后，在苏联专家指导下，炸开高炉内大铁块，才得以恢复生产。刘仁同志多次到厂里，发动工人群众迅速恢复生产，1950年生产的生铁就超过了解放前的总和。接着，进行扩大生产。刘仁同志经常到现场进行指导和帮助，从总体规划的制定，占用土地的征购，施工力量的调度，生产的准备工作，一一亲自过问。
1953年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北京在东北郊酒仙桥地区建设一批重点工程，这些重点工程是苏联援华141项目中的一部分，中央指定建在北京。刘仁同志亲自领导，从厂址的选择、设计的审查，建设队伍和工厂领导班子的配备，工人队伍的培训，直到生活区宿舍、商店、学校的安排，都给予了有力的指导和支持，使这批重点工程进展很快。北京电子管厂、华北无线电器材厂（东德援建）、北京有线电厂等大型现代化工厂，先后在1956年、1957年投产，有的厂第二年生产就突破了设计水平。
京西矿务局是刘仁同志经常视察的重点矿区，当他发现那里的煤田地质勘探工作落后，不能适应煤炭工业增产的需要时，马上约请北京矿业学院、北京地质学院的专家进行指导，有力地推动了煤炭的增产。
北京化工厂是一个生产各种化学试剂的工厂。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刘仁同志每隔十天或半月就要到这个厂了解情况，深入车间、班组，具体帮助解决生产中的困难。他让工厂负责同志了解国外化学试剂和尖端产品的信息，鼓励他们赶超，使这个厂在1966年跨入生产现代化学试剂的前列。
刘仁同志就是这样，在使北京从消费城市转变为生产型城市的伟大进程中倾注了大量心血。
平实作风
刘仁同志的一个工作特点是在开会、处理文件之外，绝大部分时间都往基层跑，北京市的大工厂、重要工地，大的农业合作社，重点大学、大的科研、医疗单位，他都跑遍了，把全市工农业生产、建筑、教育、科研、医疗的基本情况都装在脑子里。每当处理重要议题，他总是找有关干部、熟练工人、技术专家、种田能手、著名医生、教授听取意见，弄清情况，先谋后断，多谋善断。他下基层，从来事先不打招呼，轻车简从，不搞前呼后拥。有一次，当他发现警卫员贴近地跟随他，就说：“你这样做是保护我，可是妨碍了我和基层干部、工农群众的联系，今后不要这样了。”所以，他的警卫员在街上一般离他10米左右。
刘仁同志找干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谈话，从来没有架子，往往是从聊家常入手，了解生产工作情况，在无拘无束的融洽气氛中，听到真话。原市计委副主任万一说：“我没听到刘仁同志对我讲如何进行调查研究的说教，但我跟随他下去，学到了做好调查的本领。刘仁同志下去，真是求真求实，掌握第一手资料，作为研究处理问题的依据。”
刘仁同志下厂下乡还有一个特点是不留下吃饭。有时，在主人盛意再三邀请下，偶尔也吃过饭，可总是吃炸酱面，吃包子，喝稀饭，不吃炒菜，绝对不许上酒。饭后，他的司机总要按他的指示，与伙房算账付款。
1958年夏天以后，中央多次在外地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刘仁同志每次在会议结束后都是立即回京传达，从来不在当地游山玩水。有两次在上海开会，有的同志劝他顺路去杭州看看，“下有苏杭嘛！”他谢绝了，两次都当晚就坐中央安排的专列返回北京。
刘仁同志除了直接到基层调查外，还经常向市委各部门布置调查题目，找市政府主管部门负责干部汇报。下面向他汇报工作，他的要求很严，情况要真实，数字要准确，听来的要说出姓名，引用文件、著作，要说明出处，一般还不许靠笔记本。他边听边问，刨根问底，一问三不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大概”、“可能”，是不行的。他最讨厌夸夸其谈，逢迎领导，说空话、套话。那些沾染官僚习气，成天在文件堆、会议圈过日子，不了解实际，不联系群众，说一套空调无物的干部，经常受到刘仁同志的严厉批评。
实事求是
刘仁同志由于经常深入群众，深入基层，了解真实情况，心中有数，所以就能不受虚假现象迷惑。市公安局的安林同志有一次陪刘仁同志到延庆开会，在延庆的地段上看到许多农民干活，安林同志不禁对刘仁说延庆工作干得不错呀，刘仁同志听了没有表态。第二天，安林同志又随刘仁同志到另一个县开会，刘仁同志让司机按原路绕道经过延庆，在那个地段却看不到头天那么多农民干活了。这时，刘仁同志才问安林同志：“怎么样？”原来延庆知道刘仁同志要来延庆开会，就叫农民在沿路的土地多出工，这是作给上级看的。刘仁同志下农村，总是先到地头看庄稼长得怎么样，跟老农聊天，问长问短，发现问题，了解实际情况之后，再找区、县委书记研究怎么解决。郊区区县委书记和区长都知道刘仁同志这个作风，久而久之他们向刘仁同志汇报工作时都注意实事求是，知道多少就说多少，不知道的不敢瞎说。
1958年发生了农业高产浮夸风，有的地方报麦子亩产七千斤、一万斤，水稻上万斤甚至几十万斤。刘仁同志根据他对农业的了解，根本不信。他到红星农场亲自视察，看到德茂分场麦田长势不错，就叫场长赵彪对生长最好的小麦进行单打单收，看看到底能打多少斤。赵彪带着两个技术员整整干了三天三夜，精打细收，算了又算，一亩地打的麦子晒干了也只有700斤。刘仁同志又到海淀区，在青龙桥看到一片长势好的麦田，向老农打听能收多少斤，老农说顶多能收350斤。刘仁同志问：一亩麦田能打几千斤吗？老农气呼呼地说上千斤都难呀，哪里能打几千斤呢，除非麦秸能长到我的镐把那样粗。许多事例证明麦子亩产几千斤完全是假的。天津新立村报水稻亩产十几万斤，刘仁同志根本不信，派赵彪和市委纪委书记孙方山两人一起到新立村实地调查。赵彪说：我们在村里调查了五六天，发现他们是把几十亩水稻拔了移到一亩地里去，是弄虚作假，欺骗上级，劳民伤财。刘仁同志把这个情况告诉郊区区县委书记，并对他们说：“人家批评我们北京农业落后保守，你们心里要有数，不能跟着人家瞎放卫星。我们要做老实人，办老实事，说老实话，不能弄虚作假。”
1958年9月，还掀起了全民动员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北京市工厂、工地、机关、学校、农村、大街到处垒起炉子，捡了许多废铁和破铁锅等，日夜用土法炼土钢。刘仁同志亲自抓北京炼钢厂的增产，但对遍地修炉、用废铁炼钢炒土钢是不赞成的。他说，这样炼出的土钢能有什么用？在他主持下，北京市委制定了一个文件，规定城区不要建小高炉、小转炉。他视察工厂时，每到一处，都要叮嘱厂领导集中精力把国家规定的生产任务完成好，不要丢开主要生产任务去炒土钢。他曾到几家钢铁企业，向领导干部明确交代一定按生产程序炼出好钢，不能以炒土钢充数，炼好钢全市完不成生产任务，由我负责。
他到第一机床厂视察，看到他们简化万能铣的设计，贸然去掉了四分之一的零部件，性能、质量大受影响，立即叫他们“刹车”。当他看到工厂门口挂着一张“土洋结合，以土为主”的大标语，马上叫厂长摘下，对厂长说：“以土为主，要你一机床厂干什么？”
1964年中央开展四清运动。当时对基层干部有个所谓“基本估计”，就是“三分之一都烂掉了，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对这种估计，刘仁同志从一开始就不同意，他认为绝大多数基层干部是好的，多次对各区县工作团的领导打招呼，头脑要冷静。经过后来“文化大革命”反复折腾之后，事实证明刘仁同志的估计是对的。运动开始，刘仁同志就亲自带领工作组下去，住在农民家里，到农民家吃派饭。结果，因为农民家吃饭卫生条件很难保证，得了黄疸性肝炎即甲肝，病休了一年多。像他这样的高级干部、北京市的二号人物，感染上这种病，在当时也是令人很难想像的。
勇于自我批评
刘仁同志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言行一致，对工作、对干部要求严格，对自己以身作则，工作严肃认真，兢兢业业，埋头苦干，日夜奋战。他从不沽名钓誉，不出风头，不掩饰自己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虚心听取意见，勇于自我批评。1962年初，他参加了中央在北京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通常称七千人大会）。这次会议系统地总结了1958年以来全国工作的基本经验和教训。这年3月，市委召开有800人参加的扩大会议，贯彻七千人大会精神。5月，召开北京市第三次党代表大会，刘仁同志代表市委作了工作报告，对北京市委1958年以来工作中的主要缺点、错误进行了严肃认真的自我批评，检查了市委制定的一些生产指标过高，基本战线过长，不少事情要求过高过急，对农村集体所有制进行不适当的多次变动，对农民“一平二调”，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致使农业生产下降，城市供应紧张，企业管理薄弱，不注意经济核算，产品质量下降，成本提高，反右倾机会主义扩大化，错误地批判了一部分同志，对知识分子政策执行不好，伤害了部分同志的积极性等，对发生这些缺点、错误，郑重声明市委负主要责任，检查了犯错误的主要原因是市委一些主要领导同志思想上有主观、片面的毛病，调查研究做得很差，民主作风差，单凭主观愿望和热情办事，欲速则不达，不虚心听取不同意见，急躁，不平等待人等。提出今后要加强民主集中制，改进党的思想作风，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加强调查研究，如实反映情况。提倡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在这两次会上，由于刘仁同志对错误敢于正视和揭露，作了严肃、认真、坦率、诚恳的自我批评，勇于承担责任，不上推下卸，带动参加会议的同志畅所欲言，解决了许多同志心中的怨气，形成了相互沟通，出现了团结和谐的局面。会后，大家统一在党中央制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上，埋头苦干，努力恢复和发展生产，使北京市在1965年工业、农业都恢复到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市场繁荣，物价稳定，全市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毛泽东说：“你们的工作做得不错”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十七年，北京市的各项工作是比较扎实的，发展速度是比较快的。1964年毛主席曾对北京市的工作明确给予肯定。这年7月，毛主席视察南方回到北京，在丰台车站他乘坐的列车上，单独接见彭真、刘仁、郑天翔同志，对他们说：“以前有人说了你们一些闲话，现在看来，说的不对，你们的工作做得不错。”
历史是人民写的，被颠倒的事实，终究会被纠正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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