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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儿寡母－－和妈妈在一起的日子(第二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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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未知 文章来源：lq52搜集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5-12-18 22:36: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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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了他一眼，沉默不语，我知道他说要雇的人就是徘徊在门口的下岗工人。 一九九八年，国企改革进入攻坚阶段。为了提高效率，加速企业的现代化进程，各种改革措施层出不穷，其中之一便是精简人员，大量几十年如一日默默奉献着的老工人开始下岗了。特别是在东北，这个老工业基地下岗现象尤其严重。我们永远都不应忘记那一批人，他们自己承担着我们整个国家改革带来的阵痛。似乎在一夜之间，他们失去了工作，除了极少数人通过自谋职业获得成功外，大部分人很长时间都无法适应新的生活。他们四处打零工，想方设法赚钱以养家糊口。 在那个大雪不断的冬天，我们宿舍传达室旁边经常聚集着三五成群的人们。他们衣服陈旧，但都很整洁，自带工具，见到有扫雪的班级便凑上去说：“同学，用不用我为你们扫雪？你们全班的活，我干完只收你们一百元。”毫无疑问，他们开出的价格极具吸引力，一个班就算只有三十人，那么每人只要出三块多钱也就足够了。三块钱对这些大学生算的了什么呢？也就是少上一个小时网，少吃一根冰棍的问题。慢慢地，很多班级都开始雇人扫雪。我们班也有人提出这个建议，但被我断然拒绝。人家四五十岁的人都能干的活为什么我们这些年青人不能干？人家一个人都能干的活为什么我们一个班都不能干？最绝的借口就是“刺激消费、拉动内需”，认为我们雇那些下岗工人也是在帮助他们，让他们有钱可赚。提此建议者理直气壮，但我都一笑置之，只是对他们说：“我们能干的活就不要老是想着花钱，看看那些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下岗工人，我们也要想一想父母的钱挣的有多么的不容易。” 也许我的话有点假大空，但在班里却并未遇到什么阻力。并不是因为我有多么大的权威，而是同学们对此建议本来就褒贬不一。家境殷实的同学觉得这钱花的值，而家境困难的同学则认为既然自己能做，凭什么还要从本来就干瘪的钱包里再度掏钱？即使是平日里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也会为此而争论不休，但又有谁会看到那些下岗职工的艰辛呢？你只要看看他们有多么节俭就会知道他们平日有多么清贫。让我永远无法忘记的是一位中年妇女，瘦瘦的，黑黑的，每天都坐在我们宿舍楼前等着找活干。她生性乐观，总是笑呵呵的，饿了就啃几口带来的馒头，渴了就跑到水房喝上一大口带着漂白粉味道的凉水。她带来一个塑料瓶，但里面的水在零下三十几度的低温下早就冻成了冰坨子。 我无论如何和也不能去雇她，我无法想她那样单薄的女人冒着凛冽的寒风孤独地清扫着积雪，同是赤贫阶层，总是有些共同的心声。 我看了看柴一帆，却感觉到所有的同学都在盯着我，透过他们的眼神，我捕捉到这样一条信息，那就是：班长，我们是想在冰雪中锻炼自己，但是我们更不想冻掉自己的耳朵！ 我正在犹豫不决，大师走过来，什么都没说，从口袋里掏出十块钱，塞进我手里。接下来，大家纷纷掏钱，我知道多数人的意见是不能违背的，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 我回到寝室，突然想起一直没看到吴宇，这小子扫完雪后能跑到哪里呢？
我正琢磨呢，外面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我们寝室门一开，吴宇匆匆跑进来，拉把椅子坐在我前面。我问他：“干什么去了？” 他掸着身上的冰渣，说：“呵呵，我刚才去火车站把票卖了？” 我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问道：“你说什么？把火车票卖了？你不回家了？” 吴宇笑着说：“是啊是啊，一百多的车票被我卖了二百，现在春运这么紧张，T60真是一票难求啊，何况我的票还有座，哈哈。”他说完，一脸炫耀的表情。 此时，躺在床上的柴一帆说话了，自从吴宇公然和他叫板后，两人基本行同陌路，柴一帆冷冷地说：“生委，别忘了咱们班好几个同学也是T60，但是都没座，你却把有座的票给卖了，怎么说都有点过分吧。”说完，扭头对墙，一言不发。 吴宇听了，呆在椅子上，说不出话来，柴一帆说的不无道理。 这些日子，吴宇真的是不走运，做什么都不顺利。他送孙文静小老鼠是他形象的转折点，后来他的种种言行都慢慢地传入女生的耳中。他公开叫骂柴一帆让所有的同学都认为他暴躁而粗俗，这次他作为生委把有座的车票卖掉而致其他无座的同学于不顾更让他声名狼藉。生活真是如此，一件极其细小的事都可能败坏一个人。渐渐的，吴宇成了我们班里最孤独的人，好多女生在校园里碰上他都会视而不见，擦肩而过都不会同他打个招呼。开始的时候，吴宇茫然不知所措，他实在不明白自己的同学为什么变的如此冷酷。当时我也不明白，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和吴宇是好朋友，关于他的非议是从来不肯对我讲的。但很快吴宇便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开始独来独往，甚至连我也不爱理睬。 好多时候都是一种误会，同学之间又有什么解不开的恩怨呢？到底是不是柴一帆告的密？是，一点疑问都没有，但问题是柴一帆和那位买参的同学是老乡，彼此又非常熟悉，既然他知道人参被摔的内幕，那么告诉自己的老乡又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呢？再说吴宇，他卖车票也是有原因的。当我们承认倒卖人参失败后，我们面临的结果就是血本无归。我和吴宇已经把所有的钱都赔了进去，可是现在我们除了两箱子人参外一无所有，简直让人欲哭无泪。事实清晰地告诉我们，这些参拿回家也许更不好卖，吴宇便暗下主意这个春节不回家了，除了省下路费，还可以利用寒假找份家教，慢慢地赚些钱。他的想法远远比我复杂，他一直都在为摔碎那箱人参懊悔不已，他固执地认为所有的损失都是他造成的，而且倒卖人参的主意也是他出的，全部损失都应由他一人承担，他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在我回家时把我的五百块钱还上。 也许，同学们在知道吴宇面临的困境后会原谅他，至少不会像现在那样冷落他，但吴宇什么都没说，他只是在默默地承受着一切。我们身上的负累已然太多，如果一样一样都要同他人解释，那要解释到什么时候才会解释的清楚啊！无论是朋友的同情与关心，都是身外之物，我们要想顽强地生存下去，最终还是要靠我们自己！ 吴宇后来告诉我，在倍感孤独的时刻，他总是用但丁的这句话勉励自己：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几许心酸，几许无奈。误会在慢慢地扩大，吴宇渐渐地被排斥在这个集体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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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考试结束，我们迎来大学第一个寒假。 想想回家后见到亲人的场景，同学们早已归心似箭，在学校的每一分钟都如坐针毡。白天，大家忙着收拾行李，晚上走掉一批，剩下的都是第二天的火车。刘月是坐飞机走的，她没在学校订票，直接买了两张长春到深圳的机票。
她打电话要我下楼。我刚到门口，就见她裹着红色的羽绒服从日晷广场跑来。同开学之初相比，刘月清瘦了许多，眼睛显得很大，增添了几许灵气。她将一张机票塞到我手里，然后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嘴角挂着微笑。 我有点不知所措，她说：“和我回深圳吧，我把工作都给你联系好了。” 我忙推辞道：“不，我要回家。” 刘月不解地问：“那份工作不累，工资却是你在网吧的好几倍。” 我感激地对刘月说：“可是我要回家，我已经半年没有回家了。”
刘月怅然地注视着我，见我坚定的表情，不再坚持，问我道：“回家有钱吗？” 我的脸腾的红了，她那毫不掩饰的关心总会让我有些许的尴尬。我低着头说：“有。” 现在我只想早点回家，只想早点见到妈妈和弟弟。前不久弟弟给我写来一封信，告诉我他已从山西回来，正在家里和妈妈一起建大棚养蘑菇。他语调轻松地向我描绘着现在的生活，但经历了种种坎坷的我无论如何也不相信他会像他说的那样一帆风顺。我只想早点见到他，也只有见到他我才会知道他真实的生活状态。 临行前的那个晚上，我一直在寝室发呆。有些同学叫我出去看通宵电影，但被我婉言拒绝。那天深夜，大雪纷飞，我盖着被子，注视着路灯下壮观的雪景，通宵未眠。第二天，吴宇一大早跑来敲门。 他对我说：“昨晚下大雪了，今天要不要扫雪？” 我说：“扫。” 他对我说：“那我去找人了。”说完，转身便跑。 我感到有些难过，曾与我共同患难的兄弟此时却连和我说句话的兴趣都没有了。他跑出很远，却突然回头对我说：“海哥，你在宿舍等我，我可能回来晚点儿，但一定要等我啊。”听到他叫我海哥，我倍感亲切，不由自主地跟出宿舍，对他说：“好的，早点回来。”吴宇点点头，跑下楼梯。 我回到寝室，困意涌上大脑，一觉睡到中午。 醒来后，我发现那几个看通宵电影的人都已回来，躺在床上睡的正香。我刚坐起身，就听到有人敲门。打开宿舍门一看，竟然是段老师。他穿着厚厚的羽绒服，站在门口，对我说：“林海，组织你们班没回家的同学去扫雪。一定要保质保量的完成任务，否则不能回家。”我答应着，他说完，急匆匆地向其他寝室走去。 我有点心虚，不知吴宇找的人干活怎样，都已经中午了，还没有一点消息。我想还是要去现场看看，于是穿上衣服，向前进大街走去。 外面的天空阴沉沉的，零星的飘着雪花，北风苍劲有力而又无孔不入，它顺着我的衣领钻进去，每个毛孔都感受着刺骨的严寒。 经过一番跋涉，我来到前进大街，远远望去，一个孤独的身影正弯着腰在那里清扫着积雪。他只穿了一件红色的毛衣，在这样一个白皑皑的世界里红的那样耀眼。我向他走去，他却没有一点知觉，只是机械地挥舞着手上的工具。然而，就在我逐步接近他时，我突然发现在路边丢着一件我无比熟悉的羊皮大衣，我顿时呆在路边，扫雪人偏巧一回头，他竟然就是吴宇！ 他也刚好看到我，凝滞的目光一下子鲜活起来。他丢下工具，向我跑来，头发里满是冰屑，他问我道：“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刚才那一幕深深地刻入了我的脑海，即使现在想起依然无比清晰。那是怎样震撼人心的场景啊：宽阔的马路上空空荡荡，吴宇一个人，扬着铁锹，轮着扫帚，从清晨干到中午。冷风无情，撕割着吴宇的面庞，他的脸被冻的铁青。在其他同学准备回家过年之际，吴宇却在雪地里苦苦地挣扎。狂风卷过地面，薄雪随风飘舞，将吴宇笼罩其中，形成一副无限凄美的画面。无须说东北的冬天有多么寒冷，有的人扫一会雪耳朵就会被冻坏，有的人站在外面一分钟都会感到窒息。但是吴宇已经在这种低温下持续劳动了四个小时，只有丢弃在地上的大衣与他相伴。有多少人沉浸在回家的喜悦中，又有多少人在看过通宵电影之后正躺在床上做着美梦？而吴宇在紧张的考试之后又开始忙碌起来，他已然将自己的车票卖掉，要在异地他乡度过自己进入大学后的第一个春节，而且在滴水成冰的街头扫雪，以便让自己顽强的生存下去。同是一个班级的同学，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生存能力有多大的差异啊！ 我问他道：“最近三场雪都是你一个人扫的？” 吴宇嘿嘿笑道：“是啊，我觉得这钱赚的蛮容易的，也就半天，一百块钱啊！” 我看着他兴奋的样子，特别难过，这才是真正的血汗钱啊，他居然还认为来的非常容易。 我抓住他的肩膀，不容质疑地说：“和我一起回家吧！” 吴宇的脸被寒风吹变了形，他木然地摇着头，态度无比坚定，但在他稍纵即失的眼神中我分明看到一丝回家的渴望。他对我说：“谢谢你，海哥，不过这个寒假我还有好多事情要做呢。” 北风袭来，我不禁瑟瑟发抖，吴宇从繁重的劳动中突然停下后，也被冻的缩成一团。我知道我无法改变吴宇的决定，只好在地上拾起工具，轮胳膊干了起来。 我在前面铲，吴宇在后面扫，他扫的是那样仔细，每个角落都不放过。半个小时后，终于打扫完毕。吴宇拾起地上的大衣，我们一起向学校走去。 吃过午饭，已经一点多了。吴宇过来送我，我对他说：“你帮我背包，我扛着人参。” 吴宇却说：“你不要往回拿参了，我会想办法把它处理掉算。”他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五百块钱，递给我道：“海哥，这是你买参的钱，相信我，我会把损失降到最低的。” 我把他的手推开，说：“我知道你这些钱是怎么来的，回家的路费，还有扫雪的钱，对吗？你把它收起来，这些都是你的血汗钱。既然我们一起倒卖人参，无论是赚的还是赔的，都是我们两个人的。” 吴宇还要坚持，我皱着眉头说：“你再不收起来只能说你把我林海看的太扁了。” 吴宇只好收起钱，站在我面前。我对他说：“这么冷的天，你不要老是往外面跑了，等我回来再慢慢想办法，没准什么时候我们就摸彩票中奖了呢。” 吴宇苦笑着，我们拿好东西，走出宿舍，坐222直奔车站。到车站后，发现里面接踵磨肩，春运时期人流如潮。我和吴宇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挤到站牌前。没多久，入口打开，人群像溃堤的洪水一样涌了进来，我和吴宇紧张的四处躲闪，生怕脆快的人参再次摔坏。历尽周折，我终于登上从长春发往石家庄的列车——514。找到座位后，我立刻瘫软在上面。吴宇帮我把箱子放好，然后在人群的夹缝中挤出火车。透过玻璃窗，我看到吴宇在站台上注视着我，直到火车启动。我打开窗户，冷风扑面而来，我对着吴宇大喊：“我一定会给你打电话的。”吴宇使劲儿地对我点头。 很快，火车驶出了长春站，开始在广袤无垠的雪地中纵横驰骋。 我倒在座位上，竟然睡着了。似乎过了很久，只听有人在大声地叫喊着：“谁买座？三十一位，三十一位。” 我抬起头，睡眼朦胧，只见一个满脸横肉的家伙在过道里肆无忌惮地叫喊着。这是典型的车座贩子，他们甚至和铁路部门的工作人员相勾结，贩卖车座渔利。很显然，他的生意不错，手中的座位很快被抢售一空。一个小伙子没因抢到还很遗憾，在我身边不停地嘟囔。我突然发现这也是一个赚钱的机会，赶忙站起身，对那个小伙子说：“你要座吗？我这个卖给你。”小伙子很高兴，爽快地掏出钱，我顺手接过，将把位子让给他。 车厢里拥挤不堪，我周围的人大都是返乡的农民工，他们大口地吸着旱烟，呛得我头晕目眩。我挣扎着向车厢的连接处走去，却发现脚下已躺满了人。他们铺着报纸，把脑袋躲在座位底下，鼾声大作。我站在连接处，呼吸着新鲜空气，那里的车厢上结着厚厚的冰坨，寒风在我身边缠绕。我裹紧衣服，瞪大眼睛，毫无睡意。我在想着妈妈，想着弟弟，想着那个虽然破旧但带给我无限温暖的小家。 凌晨三点，我来到滦县，在候车室一直坐到天亮。寒风刺骨，饥肠辘辘，车站外面灯火通明，酒香不断，我却连吃碗面条的钱都舍不得。直到早上六点坐上公车，在田野里一阵飞奔。在我精疲力竭之际，汽车突然停了下来。我一抬头，映入眼帘的正是我朝思暮想的小山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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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最怕的是什么？并不是贫穷和困苦，而是一种来自内心的孤独。 当我考上大学，弟弟又去了山西，留给妈妈的恰恰就是一种难以名状的孤独。再困难的日子，只要身边闪动着两个儿子的影子都会带给妈妈无穷的动力。当偌大的房子里只剩下她一个人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时，妈妈经常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 深夜，妈妈躺在炕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睡。无奈中，她瞪大眼睛，无神地注视着黑暗中的每个角落。她似乎看到爸爸正在冥冥中对她发笑，年青时那些浪漫的往事再次涌上心头。其中，一家四口共同度过的幸福生活多么温馨而短暂啊。妈妈又想到这么多年，自己带着两个孩子走过的风风雨雨，她似乎又看到两个儿子正乖巧地睡在她身边，但当她伸手去触摸的时候却发现两手空空。 妈妈经常睡着睡着就泪流满面。繁重的生活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她没有一点时间去琢磨生活，只是在万般无奈的时候才会想一想自己的未来。当两个孩子都长大成人，自己也就功德圆满了。她强烈地盼望这一天，却又极度恐惧这一天。妈妈是在想：如果那一天真的到来了，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意义呢？也许那时，自己早就老的迈不动步，成了一个人见人烦的老太太！妈妈打定主意：将来绝不同孩子们生活在一起，自己一定要留在这间略显古老的房子里。无论这间房子有多么的破旧，它都是自己和自己深爱的人共同建成的！在这里，妈妈留下了多少回忆啊。无论是幸福的还是不幸的，都已深深地镌刻在妈妈的脑海里，终生难忘。妈妈想，如果那一天迟早要到来，自己也一定要把生命结束在这里。想到死，妈妈没有任何的恐惧，人生那么多苦难都经历过了，死反而成了一种解脱。妈妈害怕的是一种孤独，一种难以言表的孤独。妈妈一直没有再嫁，全心全意地抚育两个孩子，除了那与生俱来的舐犊深情外，还有对爸爸深深的爱。她甚至渴望早一点在另外的世界见到那张熟悉的面庞，但她无法确定迎接她的是地震后千里迢迢赶来的微笑，还是离婚时那冰冷无情的面孔。爱情真的是难以琢磨，与爸爸相濡以沫的那段岁月带给妈妈的是刻骨铭心的记忆。每当想到这些，妈妈眼中都会噙满泪水，纵然她拼命地眨着眼睛，泪水依然会夺眶而出，打湿枕巾。 妈妈独自一人在家的时候，她是决然不会想到爱惜自己的身体的。 最初那段日子，妈妈百无聊赖，同姥爷、姥姥忙完地里的农活便开始天天背着篓子到山上拾柴禾。那简直就是一种麻醉自己的手段。天不亮妈妈就起床，做上一大锅粥，这就是妈妈一天的伙食。她简单地吃点东西，然后顶着晨雾去上山。别人都是拾一篓子就回家，妈妈则是不停地往返于家和山坡之间。直到中午肚子饿的呱呱叫，她才会在家里做短暂的停留，吃点饭，喝点水，然后又继续开始那种单调的劳动，直到太阳落山。妈妈每天要拾七八篓子的柴禾，一个月下来，门前的柴草堆积如山。妈妈变的沉默寡言，一个人独守空房，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直到有一天，姥姥挪着小脚来到我家，掀开锅盖，见到里面冰凉的剩粥和早上留下的咸菜，老人落下了辛酸的眼泪。她抓住妈妈的手，声泪俱下地说：“闺女，你可不能这样糟蹋自己啊，妈妈我可还等着你给我送终呢……”妈妈听了，泪如雨下。此时的妈妈看不到自己的价值，她甚至觉得自己非但不能帮助自己的孩子，甚至已经过早地成为了孩子们的负担。她不想清闲下来，只想找点事情一直忙碌下去。 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深秋。 我在前文说过，在我们村子北面有一条铁路，即大秦线。以前的时候，人们只知道它是日本人帮着修的。主要负责从大同往秦皇岛运煤，再转卖日本。据说那些煤都被日本人用来填海了，一些老人在晒太阳的时候会对此事议论纷纷，无非是说小日本亡我之心不死，中国的煤绝对不应卖给它云云。似乎这条铁路本身与我们的生活并无相关，只是深夜轰隆而过的火车声经常把我们从睡梦中吵醒。 在我的记忆中，只有一个人曾经打过铁路的主意，他就是林福增。 说起这个人，也是个苦命的孩子。他八岁丧父，母亲改嫁他乡，倔强的他留了下来，一个人孤独地生活着。一个八岁的孩子，没有任何的劳动能力，村里将他交给他的伯父抚养。他的伯父是个老光棍，人送绰号“臭鸡子”，个头很矮，满脸皱纹，每天在村里靠卖泥人为生。最初那年，伯父对他不错，还把他送到学校读书。但第二年，伯父利用他的大部分积蓄买了个东北媳妇。那个女人好吃懒做，且带来了一儿一女，伯父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新的家庭当中。林福增退学了，每天在家里干杂活，还少不了要挨堂兄妹的欺辱和伯母的责骂。他每天穿的脏兮兮的，大冬天也是一身的单衣。就是这样的生活也没持续太久，又过了两年，伯父突然病故了。当时，村里有很多的传言。有人说他是被那个东北女人毒死的，有人说他是累死的。那个东北女人继承了伯父的全部财产，将伯父的房子变卖后又要变卖林福增的房产。只有十一岁的他身上迸发出压抑许久的野性，他站在自己的房门前，挥舞着菜刀，将伯母领来看房的人吓的不敢前进一步。那个东北女人的行经引起了公愤，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握紧拳头要冲上去将她一顿暴打。最后，她拉着自己的孩子灰溜溜地跑掉了。 林福增自此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了任何亲人。他是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的。我还很小的时候就经常见他在铁路上徘徊，捡着旅客丢下的易拉罐和方便面袋。他非常渴望和小伙伴儿们一起玩耍，但只要他一靠近我们，就会有孩子朝他身上扔石块儿、吐口水，他便一脸惊恐地跑开了。有时，他还会把破烂的鞋子跑丢，引得后面的孩子哄堂大笑。 一个冬天，爸爸从唐山回来，他带来了我最爱吃的小笼肉包和我最爱看的连环画，最后竟然还从箱子中取出了一个新鲜玩意儿——单卡收录机。整整一个下午爸爸都和我一起玩。我们说什么那个收录机就说什么，在当时我看来真是特别的神奇。直到晚上，爸爸陪我玩的满头大汗，我方才放过他。爸爸松口气，往收录机里放了一盒磁带，里面立刻传来了悠扬的唢呐声，是一首欢快的秧歌曲。要知道，在八十年代的农村，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听到这样的曲调啊。 我们正听的如醉如痴，爸爸突然指着窗外说：“你看，那个孩子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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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外望去，一个单薄的身子正趴在我家的栅栏上，目不转睛地向里面张望着。那一天，外面正飘着小雪，他站在雪中竟然一动不动。我对爸爸说：“他是林福增。”爸爸想想说：“是不是林德的儿子？”我漠然地摇摇头，我根本就不知道林德是谁。爸爸赶紧叫正在过堂做饭的妈妈，妈妈进来一看，说那个孩子正是林德的儿子。爸爸急忙让妈妈把他叫进来，寒冬腊月，外面滴水成冰啊。 林福增走进屋子，小脸冻的铁青，从黑暗中走进光明，他的眼睛还有些许的不适应。爸爸拉着他上炕暖和一下，他却固执地不肯上来，嘴里嘟囔道：“叔，我太脏了。”然后蹲在地上烤着炉火。爸爸给他裹上一件大衣，过了好一会儿，他的脸色终于缓了过来，又继续全神贯注地听着唢呐曲。 突然，他指着收录机，眨着大眼睛对我说：“这个东西，我爸也给我买过。” 我听了哈哈大笑，说：“你就吹牛吧。” 他的脸一下红了，语无伦次地辩解道：“没，没，我没有吹牛，我说的都是真的。” 我挖苦他道：“那它现在放哪了？” 他吞吞吐吐地说：“被我玩坏了，然后，然后就丢了，我也不知道丢哪了。”他说着，声音越来越低，最后头垂到膝盖上，再也不说话。 我知道他在说谎，还想继续揭穿他，却发现爸爸在旁边对我使劲儿地挤着眼睛。 没多久，妈妈把做好的饭端上来：大米粥、葱花饼、一大盆热腾腾的白菜炖粉条。说来也怪，那时我最讨厌吃的就是粉条，所以一看这道菜我就皱起眉头，嘴里嘟囔着：“又吃粉条。”妈妈骂我道：“小畜生，粉条你都吃腻了，真应该让你赶上三年灾害那段日子，净让你吃草子、啃树皮，看你还挑食不挑食。”我顶嘴道：“树皮也比粉条好吃。”爸爸听了呵呵直笑。妈妈让林福增上炕，但他死活也不肯脱鞋，最后妈妈只好给他盛了一碗粥，夹了一张饼，他站在地上吃。 平日里，爸爸最喜欢吃粉条，但那一天他几乎没怎么动筷子，妈妈也是如此。林福增大口地吃着，很快，那碗粥和饼被他消灭干净。他并未吃饱，但他端着碗却不好意思再要。妈妈赶忙给他又盛一碗，鼓励他道：“多吃点。”林福增听话地点点头，狼吞虎咽起来。我和弟弟吃点东西就饱了，爸爸妈妈也很快就放下碗筷，只剩下林福增一个人伴着唢呐声大口地吞咽着。在那时，我真的没有体味过饥饿的感觉，所以被眼前林福增的吃相惊呆了。他像一头饿狼，在丢下开始的羞怯后便放开了肠胃，竟然把饭桌上所有的食物都吞吃干净。他是那样的瘦弱，虽然要比我大个五六岁，但身高却与我差不了多少，真怀疑他的肠胃居然能装下这么多食物。最后，他抹着嘴，打着饱嗝，肚子变的滚圆，他不好意思地对着我们笑了。 我由衷地赞叹道：“你真能吃。” 他的脸腾地红了，转而抬头，对爸爸说：“喇叭真的好听，我刚才在外面听到喇叭声还以为过年了呢。以前一过年就有饺子吃了。” 我笑话他道：“过年还早着呢，放鞭炮的时候才过年呢。”却发现妈妈的眼睛里不知何时已挂满了泪水。 林福增对我们的收录机恋恋不舍，但还是要走了。妈妈拦住他，从衣柜里一通翻腾，找着我不穿的衣服，但也没有找到几件，毕竟他比我高些，我的衣服穿在他身上都不怎么合适。最终，妈妈只拿出了一条毛裤，两条毛衣。 爸爸突然说：“你看看上次给林海买的那套运动服。” 妈妈迟疑了，她抬头看着爸爸，爸爸紧着催促道：“快点找吧。” 妈妈不情愿地在衣柜里抽出一套蓝白相间的运动服。我一看就急了，跳着脚说：“不成，我还要呢！”那是上月爸爸新从唐山买来的。因为我平常长的比较快，爸爸往常给我买的衣服普遍偏小。那一次，爸爸特意给我买了件大的，结果回来一试还真就是大好些，气的妈妈不住地责备爸爸，爸爸则只是在一边笑着不说话。不过那个样式我真是喜欢，简直就是爱不释手，死活要穿在身上，不肯让妈妈把它收起来。最后妈妈不得不对我解释说：“等等吧，再有几个月就过年了，没准那个时候就正好了。”自那时起，我就一直盼着过年穿新衣服呢。谁知现在爸爸居然要把它送给别人，我怎能不急呢？爸爸劝我道：“下次爸爸再给你买，你看这位哥哥身上的衣服多少啊！”我看了看林福增，可不是吗？他衣杉褴褛，肩膀和小腿都露在外面，确实可怜。但我还是舍不得，在向爸爸提出了诸多要求后方才点头。妈妈给林福增穿上衣服，那个孩子感动的热泪盈眶，他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爸爸赶紧去扶他。他死活也不肯起身，直到最后他被爸爸抱起来。他呜咽着说：“叔，我不会忘记你的，我吃过咱村每一家的饭我都记得。将来我一定会报答你们的。”说完，眼泪止不住流下来。爸爸的眼圈也红了。最后，他跳到地上，要走时，爸爸又把炕头一纸袋卡通饼干塞到他手里。他一手接过饼干，一手抹着眼泪，扭头走出屋子，消失在茫茫大雪之中。 那一年，林福增只有十四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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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总是会变化的，似乎在一夜之间，林福增就变的痞性十足。他再也不受人欺负，反而开始欺负别人，有时还会跑到学校门口找低年级的学生要钱。一天，他竟然抢了我同桌两块钱，还扇了他一记耳光。我知道后大怒，虽然当时我只有十一岁，但由于个子大，反而学会打抱不平了。我叫上班里几个小伙伴，在门口拦住林福增，冲上去就揣了他一脚，然后拳打脚踢，谁知他竟然毫不还手。打了几下，我呆在那里，不知所措。他盯着我说：“不是我怕你，而是你们家曾有恩于我，我不能打我的恩人。”他当时只有十六岁，讲话却像港台片里的武林侠客。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 从此之后，我很少见到他。后来，我家里发生了一系列的变故，再见到他时，他已经十八岁了。不过，十八岁的他还是比我高不了多少。他也就一米六五，瘦瘦的，但那张脸长的愈发凶狠。不知在同谁打斗时他的后背让人砍了一刀，留下一道长长的伤疤。夏天我们一起在沙河里游泳，见到他的后背都觉得毛骨悚然。 不过，那时他已经开始有点钱了，也许他是我们村里最早盯上铁路的人吧。 最初的时候，谁也不知道他是在偷铁路，只是觉得他很顽皮，经常看到他在铁路旁跟着火车跑。我们村口有一个小站，偶尔有些避让的火车会停在那里，只要火车一减速，他便灵活地攀上去，钻进车厢里。但没有不透风的墙，慢慢地，大家都知道了他有钱的原由，因为一天晚上，有人看见他从火车站成袋成袋地往家背大米。很快，村里一些好吃懒做之徒便也开始偷火车。他们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本领，车速稍微一减，他们就能爬上去。要知道火车是我们国家最重要的运输方式，从汽车到粮食，无所不有。而那些人只要爬上车，能偷的东西他们都敢偷，再也不像林福增那样只偷些大米白面之类的东西。那是一种名副其实的暴利活动，很快，这部分人就成了村里最富裕的，当大部分村民每天都在吃窝头啃咸菜的时候，他们的餐桌上已经摆满了猪蹄与猪肘，好菜好酒不断。那些人白天睡觉，晚上忙碌，偶尔现身街头也总是红光满面。 但这种“幸福”时光并没有持续多久。一个深夜，二雷子等人在火车上卸下几吨锌锭，转手卖了几千块钱。当时正值严打时节，而且锌锭是国家稀有金属。此案震惊了公安部，公安部和铁道部责成天津铁路分局与地方公安系统联合侦查。很快目标锁定在我们村子附近。但由于现场遭到破坏，又无目击者，此案一度陷入僵局。谁知就在这时，突然有人深夜到乡派出所报案，指名道姓说是林福增偷的。当时我乡派出所所长系李子真，他一听喜出望外，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立功机会。于是迅速出警，摔干警火速包围了林福增的家。谁知天不作美，偏偏那一夜林福增到邻村看电影，没有堵着。有同他关系不错的哥们，见到警察气势汹汹的样子，急忙跑到邻村给他报信。林福增因为偷铁路一直提心吊胆，听到报信后连夜逃离了这个城市。这个案子就此中止，但林福增的出逃使警方确信他就是本案的案犯。 半年之后，林福增以为风头已过，返回村子。谁知清晨他刚回来，中午几辆三轮摩托车便驶向了我们村子。十几个便衣警察在李子真的率领下急冲冲赶往林福增家。林福增闻讯后飞快地爬到房顶，在连排的房顶上狂奔，跑到尽头时，他纵身跳到草垛上，然后滚落地面，毫发无伤，撒开两条腿逃命。警察开着三轮摩托追他，但他很快跑到山脚下，向山上窜去。他腰里别把菜刀，比《乌龙山剿匪记》里的钻山豹还要飚。在万般无奈之际，李子真拔出手枪，对天连放两枪以示警告。谁知林福增以为政府要镇压了他，跑的更快了。两声枪响后他竟然以为自己躲过了两发子弹，于是在心中大骂警察的枪法臭，殊不知此时李子真正在后面眯着眼睛瞄他。终于，他扣动了扳机，要知道他在部队里可是有名的神枪手啊！伴着枪声，林福增到在血泊里。当警察冲上去时，他拔出菜刀做垂死挣扎，恨得李子真要一枪毙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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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林福增终被生擒，但此一役让他一举成名，尚未入狱，便已威震狱警。因为他，全县开了公审大会。虽然他百般辩解，但偷锌锭的事终归还是扣在他头上。在审判长宣判之际，他一瘸一拐地走上前台。当听到自己被判入狱八年时，他的眼睛都红了，对着抓捕他的李子真吼道：“我出来之日，就是你家破人亡之时。” 这些事已然发生在六年之前了。 林福增的被捕对全村人都是一种震慑，偷盗铁路的行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销声匿迹了。直到一九九九年的秋季，开始有些人到那些停留在小站里的火车上去扫煤。大秦铁路线上的车辆主要都是运煤的，从大同直达秦皇岛，然后通过水路转运日本，而火车直接回大同。在外行人眼里，返回的车辆都是空车，毫无价值，但在部分精明的村民眼里这些空车都是富的流油的煤矿。他们爬上去，将车厢里的煤底清扫干净，然后打开车门，将收集的煤推下来，背回家，这些国有资源就成了自家的财富。 很快，更多的村民投入到这项劳动中来，他们成夜地守在火车站旁的土地里，和衣而睡。当那些进站的货车响起刺耳的鸣笛声，他们便从梦中醒来，扛着工具冲上火车。一夜下来，运气好的话可以扫到一两吨煤。没多久，我们村子涌现出一座又一座的煤堆。慢慢地，一些工矿企业开始到我们这里买煤，同煤矿上的煤相比，扫的煤价格低廉。随着时间的推移，扫煤的市场逐渐形成。普通的村民手里也开始有了闲钱，我们这个最偏僻的小山村开始变的富裕了。 这一切妈妈都看在眼里，她那原本消沉的心重新振奋起来。 妈妈开始拎着化肥袋子，带着小笤帚，颤颤巍巍地来到火车站。显然，妈妈孱弱的身躯无法同那些青壮年劳动力相比。她不能敏捷地爬上火车，而只能眼巴巴地瞧着别人将煤背走，然后伏在地上，颤抖着手将人剩下的煤底扫起来。别人扫着火车的煤底，而妈妈则扫着别人的煤底。再后来，妈妈开始四处帮人撑着口袋，只是为了人家扫完后留给自己的煤底能够多一点。很长时间，妈妈一直伏在遍布石子的铁轨旁，小心翼翼地清扫着石缝里的煤面。她仔细地搜寻着，扫完一个煤底又一个煤底，忙碌整整一个晚上也收集不了两袋煤，但她还是乐此不疲。她的想法是只要能挣来一分钱也好啊，挣的每一分钱她都不花，她都要留给她的两个儿子！深夜，扫煤的人躲在土坡下面，或者睡一会儿觉，或者三五成群围成一团打牌。这里本来就是男人的天下，女人们都猫在家中睡懒觉。她们只要在清晨给归来的男人做好饭就算完成了全部任务。这个时候，妈妈一个人，蜷缩在铁路旁，睁着昏花的眼睛持续地劳动。偶尔有辆火车在妈妈身边风驰电掣般驶过，妈妈只好趴在地上，双手抱头，生怕被火车掀起的狂风卷到车轨里。在这个庞然大物面前，个体的人显得多么的渺小啊。火车过后，地面尚微微地抖动，妈妈已然爬起来，继续抠着石头。 无须说有多么辛苦，妈妈的双手裂开了一道道口子，鲜血刚刚渗出来便同黑色的煤面混为一体。妈妈的身体已经无法承受这种超负荷的劳动，她背着半袋子煤都会累的气喘吁吁。每次爬那高高的护坡对妈妈来说都是一种折磨。开始的时候，她将袋子扛在肩头，走没几步便把袋子抱在怀里，最后只能是人在前面艰难地爬行，把袋子死死地拖在手中。有时，在即将登上坡顶的那一瞬间，袋子突然从妈妈手中脱落，滚到护坡下面，煤也散落一地。妈妈只能含着眼泪爬下去，拾起袋子继续清扫着。 天边泛起鱼肚白，妈妈静静地坐在护坡上。地面冰凉，但这对忙碌一晚的妈妈来说也已是最好的休息了。她眯着眼睛，等宋二婶赶着小驴车来接宋二叔，妈妈便同他们一起回家。宋二叔门前的煤卖了几次，我们家的煤堆终于也高了起来。一天，妈妈高高兴兴地把一个买煤人领到我们家，但那个人一见我家的煤就摇起了头。他对妈妈说：“你看你家的煤颜色不正，质量不好，土的含量太大。”妈妈难过地说：“这些都是我扫煤底扫回来的。”买煤的人说：“这样的煤我们不要。”说完，转身离去，留下妈妈一个人怅然若失。 宋二婶跑过来安慰妈妈道：“你不要着急，他不要，总有人要的，咱们有煤还怕卖不出去吗？” 妈妈无声地点点头，望着眼前高耸的煤堆，心急如焚，难道自己辛苦一月的劳动成果真的就一文不值？妈妈联系了一个又一个买主，都因煤的质量问题拂袖而去。最后，来了一位，他是自家生火用。妈妈仿佛在黑暗中捕获一丝光明，她急切地向那人解释着自己的煤有多么的好烧，但买主看了煤的质量，连连摇头。妈妈急的差点掉下眼泪，近乎于失态地把买主拉进屋子，当场生炉子烧煤。妈妈一阵忙活后，满脸的泥污，买主也被屋子里的浓烟熏的泪流满面。但炉子总算点燃了，妈妈瞧着旺旺的炉火，脸上露出了笑容。买主可能是被妈妈的虔诚打动了吧，决定将妈妈的煤全部买下来，但价格是别人的一半。这种交易并不是很公正，妈妈扫来的煤质量虽然不好，但也决然没有差到那个程度啊。他可曾知道，妈妈收集一袋子煤所付出的心血至少是那些健壮男子们的十几倍乃至于几十倍！纵然如此，妈妈还是高兴不已。她帮着人家装好煤，然后接过三百块钱，捧在手里，如获至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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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样繁重的体力劳动妈妈也希望它能持续下去，但没多久，一个人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平静的生活。 他瘦瘦的，高高的，面色白皙，眉清目秀，二十四五岁的年龄吧，戴一副眼镜，显得文质彬彬，他叫田小青，从小在石家庄长大。他的姑姑是我们村里第一位大学生，曾在基层法院做过副院长，后来为了自己老公来到石家庄做律师，在一家规模很大的所里做主任。她老公是她大学同学，两个人毕业后同在基层。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的文笔受到省里某位领导的青睐，一纸文书将他从基层调到省会，自此平步青云，在仕途一帆风顺，成为该领导的贴身秘书。夫妻二人几十年如一日，从未红过脸，举案齐眉，相敬如宾，在事业上双双获得了成功。但生活总是难得完美，两个人一直都没有孩子，多次到医院检查，结果是两个人都完全健康。最后他们只好把田小青接到身边，对这个侄子视同己出，对他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但偏偏这个孩子就是不争气，拎起书就犯困，但一说打架就精神。磕磕绊绊中总算念完了初中，他姑父托人找关系，把他送进河北金融学校，毕业后又费了很大劲将他安置在工商银行某储蓄点。温室中长大的孩子总是不知生活的艰辛，田小青在姑姑的呵护下一点也不懂得珍惜机会。他在工作中差错不断，三天两头收假钞，最后他看见储户就生气。偏偏有一天碰上个倔人，不住声地批评他办事效率低，服务态度差。直说的他火冒三丈，出口成脏，那个储户嘴皮子也不饶人，两人隔着窗口一阵骂。他血往上涌，拎着银行里供防暴用的橡胶棒就冲了出去，劈头盖脸一阵痛打，打得那人当场倒地，满脸开花。结果是他被清理出银行队伍，他姑姑为此支付了巨额医疗费用。 斑斑劣迹让姑姑对他失望透顶，他也自觉无趣，于是说要回老家看望父母。姑姑也图个清净，欣然应允，于是他回到了这个阔别许久的乡村。 他原本并不想回家，因为他从骨子里看不起农村人。但这次回家的感觉却与以往不同，他周围开始聚拢了一批无所事事的小痞子，在他们身上他找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归属感。一天，他们正在镇政府旁边的小饭店喝酒，从外面进来一伙人，那群人坐在邻桌，说话的声音很大，听口气似乎是过往的司机。其中一人开酒时，不小心将酒盖弹起，正落到田小青的汤碗里。田小青将桌子一拍，破口大骂，对方也不示弱，恶语相讥，田小青拎起一瓶尚未开盖的啤酒照对方头目砸去。那人躲闪不及，瓶子在他脑袋上碎了，酒与血水混着流下来。两伙人打成一团，吓的老板慌忙报案。没多久警车开到，将他们一个不剩地拉到派出所。 在讯问室，所长白景文命他们站成一排，挨个抽嘴巴子。当他来到田小青面前时，田小青说：“我要打个电话。”白景文瞪大眼睛说：“打个屁，我先抽你。”伸手就是一巴掌。田小青叫道：“我是宋致学的侄子。”然后闪身躲开。白景文刚喝过酒，眼睛通红，他问道：“宋致学是谁？”田小青道：“是刘玉成的秘书。”白景文红着眼睛说：“刘玉成？我不认识，照抽你不误。”说完，又扬起手，田小青扯着嗓子喊道：“刘玉成是咱们省的副省长。”白景文停在半空的手凝滞在那里，整个人目瞪口呆，讯问室一片寂静。最后的处理结果在大家意料之中，田小青很快被释放出来，那群司机也没敢要什么医疗费，自己到医院包扎完伤口，开上车飞也似地跑掉了。 自此，田小青成了我们乡里一霸，认识“爬子”则是他生活的转折点。 爬子的真名，我已然忘记了，但他那奇特的身影我则记的根深蒂固。他之所以被称为“爬子”，是因为得小儿麻痹落下了残疾，自腰部以下没有任何知觉。我以前见到他时，他总是梳着长长的辫子，坐在轮椅上，一只手控制方向，一只手摇着扶手，跑的飞快。作为一个残疾人，他从未消沉，而是从容面对生活的各种挑战，这种顽强不息的精神确实值得我们钦佩，但他又极端自私，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一些卑劣的行径确实又为正直的人所不齿。他在家里聚众赌博，从中抽头，开设游戏厅，想尽一切办法引诱孩子们到这里玩耍。对于那些沉湎于游戏的中小学生，他不仅供吃供住，还在深夜给他们放情色录象。家长们恨的牙根疼，无数次向派出所举报他，他却安然无恙。原来，所长大人偶尔也会光临他家，带上几位干警堆长城。不过，白景文并不图钱，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于爬子那新进门的老婆。两个人的特殊关系简直是村子里公开的秘密。爬子对这些闲话丝毫不感兴趣，一如既往地经营着自己肮脏的生意。 但他与田小青的认识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村民生活。 爬子对这个派出所长都礼让三分的人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天，小青在他家玩过台球后，爬子将他叫回家里，两个人小饮几杯。酒酣耳热之际，爬子对小青说：“兄弟，咱们眼前有一个好营生，你敢不敢干？” 田小青拍着胸膛说：“什么营生，天底下没有老子不敢干的事。” 爬子双手撑着地，凑过来说：“现在村民在铁路上扫煤，利润丰厚啊。” 田小青轻蔑地看他一眼，不屑地说：“那种脏活，挣多少钱我都不干。” 爬子谄笑着说：“我有一个办法，能让我们动也不动就能滚滚来钱。” 田小青用一种怀疑的目光打量着眼前的的残疾人，问：“真的假的？” 爬子在田小青耳边一阵嘀咕，田小青不禁喜形于色，两个人说：“一言为定。”然后举杯相庆。 一个夜晚，村民同往常一样来到车站。暂时没有火车进站，人们三五成群地玩着扑克，有些白天没有休息的人裹着大衣睡觉。立冬已过，一天冷似一天，但这些质朴的村民只要想到能赚钱，所有的辛苦都变的并不重要了。突然，公路上响起了刺耳的警笛声。睡觉的人在梦中惊醒，睁大眼睛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就见一辆警车在他们面前停下，从上面跳下十几个全副武装的警察。老实的农民都惊呆了，转而四散奔逃，就在如此紧急的情况下，他们都没有忘记带上扫煤的工具。顿时火车站乱成一团，白景文拔出手枪，对天连放两颗子弹，将奔逃中的村民吓的魂飞魄散。 这事过后两三天都没人敢去扫煤，但在利润的驱动下，人们又壮着胆子返回车站。但没多久，白景文率领干警再一次光临车站。终于，村民被吓怕了，再不敢靠近车站一步。就在这时，爬子出现了。他开始往外放风，说自己能摆平派出所，只要扫煤的人认缴部分煤就可以了。基于他与白景文的特殊关系，村民对他的话还是相信的，反而纷纷过来央告他。没多久，以爬子、田小青为首的扫煤大队成立了。全村所有扫煤的人都归大队统一管理，每人每天视收获情况向大队交纳最少一袋煤作为“税金”。爬子果然没有吹牛，田小青每天晚上只要组织几个兄弟在车站里转一圈，村民交上的煤就能堆成小山。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在家钱反而赚的这么容易，以至于经常在深夜从睡梦中笑醒。 是啊，他又怎么能知道农民赚钱的艰辛，他只要给白景文送点礼就可以纵情地压榨那些老实的农民了。 妈妈还在坚持着，她白天在家干活，晚上去车站扫煤，终日难得休息。一个深夜，妈妈拖着半袋子煤，艰难地爬上护坡。她的脸被煤染的漆黑，额头沁满了汗水。她坐在冰凉的地上想歇一会儿再走，谁知突然从旁边窜出几条黑影，其中一人用手电直照着妈妈的脸，妈妈被强光刺激地睁不开眼睛。她伸手掩面，一个又瘦又矮的小伙子冲上来，伸手打落妈妈的胳膊，骂道：“躲什么躲，偷着来扫煤的吧，交煤了吗？”妈妈一见眼前的架势，很紧张，慌忙解释道：“我只是扫别人的煤底。”那人撇撇嘴说：“只要你到车站来扫煤就必须交煤，要不然就叫警察抓了你。”说完，伸手来抓妈妈的煤袋，妈妈急忙去抢，两个人僵持到一起。小伙子眼露凶光，逼视着妈妈道：“你松手！”妈妈见他气势汹汹的样子，慌忙把手松开，小伙子一扬手，将煤袋子甩出老远，里面的煤散落一地。那个王八蛋还不罢休，踢腿将妈妈踹倒在地。这时，周围已经聚拢了很多人，爬子摇着轮椅出来，趾高气扬地叫道：“都看见了吧，最近一段时间总是有些不要脸的人扫煤不交煤，等把我们气急了就直接和你们收钱，或者我们就不管了，让警察天天来堵你们，把你们都送到号子里。”他指着妈妈又说：“再有不守规矩者，就是比这更惨的下场。”妈妈眼睛里满含着屈辱的泪水，没想到在大庭广众之下成了别人的反面教材。她挣扎着站起身，那个小伙子居然又推了妈妈一下，他自觉没有用力，但妈妈却重重地摔倒在地。 宋二叔从人群中挤出来，扶起妈妈，他愤怒地说：“欺负人家孤儿寡母的算什么本事？” 小伙子骄横地说：“连你也照抽不误。”说完，扬手打了宋二叔一记耳光。 宋二叔握紧手中的镐头，怒目而视，却发现小伙子身后一群人正对着他摩拳擦掌。宋二叔叹了口气，自言自语地说：“白眼狼，真亏了你小时侯那么多人帮你。” 小伙子毫不示弱地回应道：“你怎么不说有的人背后给我捅刀子，害的我坐了六年牢？” 妈妈听了这话，突然抬起头，望着眼前这个单薄的身子，说：“你，你是福增？” 小伙子一脸的惊愕，反问道：“你是谁？” 宋二叔插嘴说：“她是林海的妈妈。” 妈妈看着眼前凶神恶煞般的林福增，说不出话来，同她记忆中那个可怜的孩子判若两人。妈妈抹掉眼中的泪水，拾起掉在地上的煤袋子，往回走去。林福增听了宋二叔的话，仔细地回忆眼前这个老年妇女是谁。突然他想起了林海，同时也想到眼前这个苍老的女人曾在他最落魄的时候给予过他最无私的帮助，他一下子呆住了。见妈妈转身离去，他如梦方醒，对着妈妈的背影喊了声：“婶！”妈妈没有回头，眼泪却止不住地掉下来，她心情极度复杂，但绝不仅仅是屈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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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福增快步跑到妈妈面前，拦住妈妈，不住声地道歉。但在这种情况场合妈妈一分钟都呆不下去，她固执地往前走，急的林福增抓耳挠腮。最后，他万般无奈，跑回来，在地上拎起一袋子煤，扛到肩上，从火车站一直跟着妈妈走回家，路上一声不吭。 当妈妈在黑暗中打开房门，在回头时，林福增已然消失在沉沉的夜色中。只有他扛来的那袋煤躺在地面上，证明这个人确实曾来过。妈妈回到屋子里，空荡荡的，刚才发生的一切都仿佛是在睡梦中。 子夜时分，夜凉如水。林福增走在回车站的路上，大口地呼吸着新鲜空气，体味着难得的自由。要知道，他在天津的盐滩上度过了整整六年的牢狱生活啊。在这六年里，他遭了多少罪，受了多少苦，只有他自己最清楚。从进监狱的第一天起他就睡末板床，正对着马桶，而且这倒马桶的活也就理所当然地归他了。慢慢地，他看出了一定的门道，在这牢房里面，每个人的地位都直接和床位挂钩。从临门处往后数，依次为一板、二板、三板……而这牢房老大睡的就是一板。全牢房里的人都对他唯唯诺诺，甚至管教也让他三分。睡二板、三板的人物也都比较特殊，或者是一板的心腹，或者就是认识管教，反正在这个房子里前三板就是贵族。贵族自然有贵族的活法，其余的罪犯都要像奴隶一样去伺候他们。比如外出劳动，总有人先把一板的活干好，平日里如果谁吃不惯监狱里的集体伙食还可以单要小炒，但无论是谁要小炒都要先分给一板一半。林福增是个穷光蛋，孤苦伶仃，入狱后没有亲人来探望他，他手上更是一个闲钱也没有，别人吃小炒的时候他只有干看的份了。不过，就算他有钱他也不会买的，监狱小卖部的东西贵的吓人，一包方便面要十块钱，一根细细的火腿肠也要五块，就说小炒吧，一份素炒土豆片都要十块，比外面贵上好几倍。钱在这里发挥了重要作用，只要你有钱，你就可以买小炒，就可以把一板伺候的舒舒服服的，就可以成为他的亲信，而不再受人欺侮。林福增什么都没有，整天被狱友呼来呵去，吃尽了苦头。那真是一种暗无天日的生活，平日里他连个屁都不敢放，他第一次挨打就是因为放了个屁，还是个无声的屁。当时大家正在吃午饭，一板突然闻到一股异味。他驳然大怒，把饭碗摔到地上，破口大骂道：“哪个狗娘养的放屁了？”二板、三板如临大敌，煞有介事地囔囔道：“谁？”大家四处张望，最终把目光落在了林福增身上。他正埋头吃饭，突然有人劈手打掉他的碗筷，几个人像拎小鸡一样将他扔到牢房的角落，不由分说一通暴打。在最初的一年里，林福增不知挨了多少次打，而且每次都被打的不明不白，只有一点他记得非常清晰，那就是挨打的位置比较固定。直到后来他才知道，原来牢房里装有监视器，而只有那个角落是监视器的盲点。 在所有的狱友里，林福增最痛恨两个人，一个是一板，那是个满脸大胡子的家伙，光看外表，不知道要比自己壮实多少，他因抢劫入狱，被判了十年徒刑，另一个就是原来的末板，尖脑袋，也是又瘦又小，跟自己体积相差无几。他是个强奸犯，而且未遂，像这个罪名是监狱里最让人看不起的，因此他在末板一直睡了三年多，再有两年就要出狱了。林福增的到来终于使他逃离了末板床。他庆幸于自己再也不用倒马桶了，似乎把自己以前受的所有的气都发泄在了林福增身上。每次林福增被打，他总是冲锋在前，拳打脚踢，毫不容情。看着他那小人得志的嘴脸，想到平素他在一板面前卑躬屈膝的样子，林福增都觉得恶心。 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林福增受尽了狱友们创制的各种刑种。最让他无法容忍的是深夜里一群散发着汗臭的男人在他身上不停地乱摸，做着各种下流粗俗的动作。林福增的精神快要崩溃了。终于一天晚上，他出人意料地爆发了，他想起了《动物世界》中的一副场景，那就是猴群中老猴王衰老后，新猴王向其挑战的画面。想着想着，他热血沸腾，他幻想着自己击垮了一板，从此占据了他的位置。他咆哮着向一板冲去，大胡子正沉浸在睡梦中，冷不防被林福增卡住脖子，卡的他直翻白眼。他拼命挣扎，但林福增已抢占先机，将大胡子死死地压在下面。屋子里的人被弄醒了，他们看着眼前混乱的一幕，都糊涂了。尖脑袋最先明白过来，他扑到林福增身上，却不想林福增一伸腿，狠狠地踹了他一脚，将他一直蹬出去有三五米远。尖脑袋从地上爬起来，再也不敢往前冲了。正在林福增已经取得绝对优势之际，几位管教闻讯赶来，将林福增从大胡子身上拽下来。大胡子趴在床上，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 管教怒气冲冲地把林福增带到管教室，林福增的情绪极度激动。他晃着胳膊解释自己曾如何被他们欺侮。其中一个瘦高个的管教不停地让他闭嘴，但林福增还是喋喋不休。最后这位管教扬起手中的橡胶棒向他砸去，慌乱中林福增伸手去迎，只听“咔”的一声，他的右臂小骨骨折了。 谁也没有想到，他在监狱中的转机由此而生。他嚷嚷着要出去告状，把管教吓的不轻。当初他只是想威胁着管教把自己胳膊治好也就算了，谁知后来监狱长都亲自来看望他。他虽然不明白刑法中有个虐待被监管人罪，但也大抵猜出来管教的过错不轻，于是抬高了要价。最后监狱长把他调入了厨房，在那里呆了四年多，并最终减刑释放出狱。 他回到家时已是深夜，所谓的家早已没了家样。打开房门，屋顶麻雀乱飞，地上老鼠乱窜，进入鼻子的是一股让人作呕的酶味。没有电灯，也没有蜡烛，他在黑暗中坐了一会儿，然后推开门向二秃子家走去。他的一切行为都是在狱中计划好的，他一定要找到二秃子，问问到底是谁告的密。六年的时间过去了，村子的布局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凭着记忆摸到二秃子家，使劲儿敲打着房门。没一会儿，就听二秃子媳妇在里面喊：“谁啊？”林福增叫道：“找二秃子。”那个女人没好气地说：“他不在家。”林福增又问：“他去哪了？”那个女人道：“还能去哪？在爬子家耍钱呢呗。”林福增二话不说，拔腿向爬子家赶去。 离着老远就见爬子家灯火辉煌，院子里挂着灯，几个半大小子正在玩台球。林福增直接冲进过堂，东西屋都有人。他直奔东屋，发现里面有七八台游戏机，一群孩子正玩的兴高采烈。他扭头向西屋看去，炕上、地下摆着好几桌麻将，烟雾缭绕，那些人红着眼睛玩的正欢。林福增在案板上抓起菜刀就冲了进去，虽然他自己气势汹汹，但那些赌徒正在极度痴迷中，根本没人拿正眼瞧他。他拎着刀仔细搜寻，结果在炕上的一个角落发现了二秃子，他正笑嘻嘻地往怀里搂钱。林福增突然出现在他面前，甩手把菜刀剁在桌子上，二目圆睁，直勾勾地盯着二秃子。二秃子一抬头，发现是林福增，当时就傻了。 林福增面目狰狞地问：“当初是不是你告的密？” 二秃子本来就色厉内荏，一见林福增动了刀子，早吓的魂飞魄散，心中想辩解，嘴上却不由自主地承认了。 林福增火冒三丈，提菜刀就要砍了他。正在这时，坐在炕头的爬子突然叫道：“福增，你疯了？”林福增略一犹豫，爬子连滚带爬地冲过来，死死地抱住林福增。他大声质问道：“你刚出来吧，还想再进去吗？”他的话如晴天霹雳，林福增顿时想到监狱里那痛苦的记忆，登时呆在那里，二秃子抓住机会，跳到地上，连外套都没穿，一个箭步窜进寒冷的夜色中。 聚赌的人兴趣正浓，没多少人注意到这个小插曲。爬子叫他媳妇扶他上轮椅，把林福增拖到后院。他媳妇聪明的很，赶紧炒菜烫酒。没一会儿，爬子和林福增就坐到了酒桌前。林福增确实饿了，他感激地看了看爬子，又瞅了瞅一桌子酒菜，这些美味在监狱里真是想都不敢想啊，他贪婪地吃了起来。在他酒足饭饱之际，爬子拍着他肩膀说：“福增，你是条汉子，以后就跟着我干吧。” 就这样，林福增从监狱回到家中第一天晚上就成了扫煤大队中的一员。第二天晚上他随着刚刚认识的田小青等人去火车站，却没成想碰巧遇上了妈妈。林福增走在回去的路上依旧后悔不已，他使劲儿拍着自己的脑袋骂自己混帐。他怎么会忘记妈妈呢？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帮助过他的每个人他都记得一清二楚，但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把眼前那位满面煤灰的老太太同昔日帮助他的那位端庄秀丽的婶子联系起来。纵然人会变老，但也不会衰老的这么快啊。他略微知道我家发生的变故，便独自发誓：一定要尽自己所能去帮一帮昔日的恩人。我不能说林福增是一个好人，因为很多时候他没有一点是非善恶的观念，但我们又不能说他是一个纯粹的恶棍，再坏的人相信他心灵深处也会闪烁着某些善念。再说他在监狱中呆了整整六年，释放之初本来就有一种发泄的欲望。如果不是碰见妈妈，见了别人他会依然如此。 48
妈妈一如既往地出现在车站，整夜埋头扫煤，与以往不同的是有一双眼睛开始注视着妈妈。当妈妈扫完一袋煤，林福增会突然窜出来，也不经妈妈同意，背起煤袋就走。最初妈妈以为他要抢煤，拎着笤帚就追。当妈妈气喘吁吁地爬上护坡，要与之拼命时，却发现他已然把袋子放在地上，正充满友善地瞧着她。妈妈看着那瘦削的脸庞，突然觉得这个大孩子还是那样的可怜。 一个深夜，妈妈坐在护坡上，觉得很困，她已经感冒好几天了，头很疼，似乎有些发烧。在出发前她喝了很多水，但现在依然口渴的厉害。妈妈太累了，眼睛涩涩的，她顾不得脏，靠在煤袋上想歇会儿，但极度疲劳的她稍一松弛就睡着了。那一晚，霜洒满地，月光如雪。妈妈身上的棉衣虽厚，却依旧抵御不住子夜的风寒，她不停地颤抖，遍体酸痛。妈妈想挣扎着站起来，却又觉得连这点儿力气都没有了。她只好安详地躺在那儿，周身冰凉，似乎漫天遍野都在下着鹅毛大雪。突然，她听到有人在叫“妈妈”。那声音既熟悉又陌生，像林海又像林江。妈妈艰难地睁开眼睛，环顾四周，没有发现任何身影。她痛苦地合上眼，以为自己大脑出现了幻觉。但那声音由近及远，又由远及近。渐渐地，妈妈竟然听到了沉重的脚步声。她再度睁开眼睛，只见一个高大的身影在她身边走过。妈妈呆在那里，眼泪流了出来。那是一个让她终生无法释怀的身影，挺拔的身躯，稳健的脚步，那体态，那姿势，同她记忆深处日夜思念的爸爸并无二致，甚至连穿的衣服都一模一样。妈妈的眼泪不停地往下落，她都顾不得擦一擦，只是贪婪地注视着。她连个大气都不敢出，因为在梦幻中她曾无数次地冲上前，但总是在即将抓到爸爸的时候扑个空。妈妈默默地注视着，直到那个影子即将消失在她视野中时，她终于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带着哭腔大喊道：“林子轩——”然后倒在地上，轻声啜泣。 妈妈做梦也没有想到，伴着她的叫声，那个影子突然止住脚步，往回观望，然后飞步跑回来。那人抱住妈妈，妈妈也死死地抓住他，就见他眼圈发红，泪往下落，大声地叫着“妈妈”。妈妈仔细一看，竟然是弟弟，她紧紧地抱着弟弟，再也不肯松手，哭着喊：“江江，你总算回来了。”然后母子二人抱头痛哭。哭声传出去很远，正在远处休息的村民以为发生了意外，纷纷跑来观望。妈妈泪流满面，她落泪是因为对儿子极度的思念，她无时无刻不在挂念着弟弟的安危。弟弟也泣不成声，他刚从长途客车上下来，进家后急切地叫着妈妈，却发现家中空无一人。弟弟的心都凉了，生怕妈妈有什么闪失，他像疯子似的跑到外公家，在深夜将两位老人叫醒。老人见到弟弟惊喜万分，但不等二老说话，弟弟气喘吁吁地问：“我妈呢？我妈呢？”外公咳嗽着告诉弟弟妈妈在车站扫煤。说完，他刚要叫弟弟进屋暖和一下，没想到弟弟拔腿就跑，几秒钟后便消失在胡同中。一路上，弟弟想像着妈妈一个人在家所要经受的苦难，心急如焚，马不停蹄地跑到车站。他把见到妈妈的各种场景都想遍了，但终归没有想到结局会这样凄凉。他看着眼前的妈妈，裹着一身臃肿的棉衣，就躺在冰冷的地面上，头枕着煤袋子，脸上漆黑，被泪水冲出道道斑痕。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妈妈总是无微不至地关心着我们，但当我们不在她身边时，她又何尝曾在自己身上动过哪怕是一点点心思？厚厚的棉衣下面是妈妈骨瘦如柴的身体，同乌黑的面庞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妈妈那苍苍白发。她眼球污浊，皱纹如刻，极度孱弱的身体再受不得一点点折磨。弟弟紧紧地搂着妈妈，眼泪源源不断地流下来。他想说话，但千言万语也选不出一个恰当的词汇来表达。他将头埋在妈妈怀里，纵情地哭泣，同时也暗自发誓：今后再也不离开妈妈一步。 周围的村民都默默地站着，生怕发出一点声响。许多人早已泪流满面，悄悄地用衣袖抹着眼泪。直到一辆火车进站，发出刺耳的鸣笛声，村民们才纷纷散去。弟弟和妈妈也略从悲痛中解脱出来，妈妈擦掉眼泪，说：“江江，我们回家。”弟弟也止住哭声，扛起煤袋，搀着妈妈向村子走去。 皓月当空，寒气逼人，妈妈看着弟弟箭步如飞，又欣慰又心疼。走了一会儿，妈妈关切地说：“江江，把东西放下，歇会儿再走。”弟弟止住脚步，说：“妈，我不累。”妈妈抚着弟弟的后背，说：“妈累了，你坐下来歇会儿。”妈妈说着，在路边一根木头上坐住，弟弟也顺从地坐在妈妈身边。 妈妈看着弟弟，有些难过，弟弟身上穿的呢子大衣与昔日她给爸爸买的那件一模一样。如今的弟弟，面部饱满，肤色白皙，整个身体发育的匀称而结实。弟弟也瞧着妈妈，发现妈妈嘴角露出笑容。妈妈在想，自己当初的担心是多余的，江江在外面的这几个月并没遭罪。 妈妈的眉头舒展开来，问弟弟道：“江江，你们去山西哪儿了？” 弟弟摇摇头说：“我们没有去山西，而是去了河南。” 妈妈听了，一脸愕然。弟弟坐在木头上，蜷成一团，说起了前些日子的经历。 …… 弟弟上的车是辆福田轻卡，车厢上铺满了稻草，十几个蓬头垢面的小伙子横七竖八地躺在中间。弟弟刚爬上去，汽车就启动了，沿着102国道招工。从中午折腾到深夜，总计招了三十二人。司机兼招工头扔给他们三床被子，然后在茫茫的黑夜中向南方驶去。黑夜，伸手不见五指，汽车跑的飞快，在一望无际的原野中狂奔。这些初次出门的民工都毫无睡意，任冷风在耳边猛烈地吹着。弟弟有点害怕，他抬起头，眼前是深深的夜色，驶出许久才能偶尔见到一两盏昏暗的孤灯。他不知道车将驶向哪里，毕竟山西对他来说显得过于遥远。 突然，他面前坐起一个人，迷迷糊糊地要在车边小便。弟弟急忙拦住他，说：“车跑的这么快，你非掉下去不可。” 那人被冷风一吹，激灵一下精神了。他瘫在草堆上，掏出一支烟，然后从口袋中掏出火柴。弟弟听到火柴的声响，忙说：“小心着火。”那人想到周围都是稻草，吓一跳，赶紧把塞到嘴里的烟又装回盒子里。 他问弟弟道：“你是林海的兄弟吧！” 弟弟听了，很意外，问道：“你是谁，怎么认识我的？” 那人嘿嘿笑道：“我不认识你，但我认识你大哥，我和他是同学。” 一谈及我，弟弟兴奋地说：“我哥上大学啦，是律师专业。” 那人不屑地说：“律师有什么好的，还不是谁有钱就听谁使唤？” 弟弟的眉头皱起来，没好气地说：“律师不好，但你能考上吗？” 那人居然说：“想当年我可比你大哥学习好。” 弟弟“扑哧”一声笑了，说：“你就吹吧，反正吹牛也不上税，我大哥考试从来都是第一的！” 那人沉默一会儿，说：“以前，你大哥整天就知道玩，还好打架，成绩根本不好。不过，好像你爸一去世，他学习突然就厉害起来了。” 说到爸爸，弟弟沉默了，那个人却喋喋不休地说：“林海命硬，你爸就是被他克死的。你看你妈为他受了多少苦，还有你，你们全家都要为他遭罪，只有他一个人能享福。” 弟弟愤怒地说：“胡说八道，我大哥是最好的，说你比我大哥学习好，打死我都不信！” 那人接着说：“你知道你大哥为什么突然学习好了吗？是因为你爸去世后埋的地方好，在他的保佑下林海才学习好的。” 弟弟不再说话，他背靠着车厢，在黑暗中睁大眼睛。他看不见那人的身影，却对他充满厌恶之情。弟弟想起了爸爸，他几乎没怎么体味到父爱爸爸就去世了。虽然爸爸在最后的日子里抛弃了妈妈，同时也抛弃了弟弟，但只要想起记忆深处残留的点滴幸福，弟弟依然会体会到那种令人心碎的伤痛。 天空逐渐明朗起来，汽车突然减速，然后停在路边。司机肆无忌惮地在树下小便，从睡梦中醒来的人们也纷纷跳下车解手。弟弟挣扎着站起来，在温暖而柔软的草堆上踱着步。他的四肢早就麻木了，身体也变的僵硬。这时，地面上有人叫他道：“林江，下来吧，车上多难受啊！”弟弟低头一看，是个矮胖子，皮肤黝黑，满脸皱纹，一头短发。听声音，就是昨晚与自己聊天的人。弟弟对他并无好感，淡淡地回应道：“不想爬上爬下了。”那个人伸伸懒腰，抬抬腿，没一会儿也爬回来。弟弟没理他，靠在车厢上闭目养神，竟然睡着了。 当他再度醒来，汽车已经驶进一个大院。司机大声招呼着工人下车。此时，已值中午，耀眼的阳光照射着大地，每个人都觉得有些燥热。一间低矮的房子里走出一位四十多岁的汉子，满脸笑容。司机指着他说：“这就是咱们的王厂长，从今以后大家就要跟着他干活。”王厂长笑容可掬，对着大家一抱拳，说：“我们都是迁安老乡，如今同在外地，还望各位多多眷顾。”工人们听了不禁为之一振，虽然此地离家千里，但厂长毕竟是家乡人，顿时对整个厂子亲近了许多。王厂长显得很江湖，也很体谅下属，他大手一挥，说：“走，咱们先去吃饭，民以食为天嘛！再说大家经过一夜奔波，肯定累了，吃饱喝足了就去睡一觉。”工人们一听吃饭，顿时兴高采烈，相互簇拥着走进餐厅。说是餐厅，实际就是一间大点的厂房，里面摆了三桌酒席，每桌上面都是八个菜，有回锅肉、鸡大腿……摆在那里，是那样的诱人。这群工人在家里就是过年也难得见到如此丰盛的酒席，一个个摩拳擦掌，虎视眈眈。王厂长一声令下，这群壮汉猛扑上去，谁也不说话，只顾得狼吞虎咽。没一会儿，桌上的酒菜被清扫一空，王厂长见大家意犹未尽，又命令厨师再做一大锅白肉炖粉条，直到这群人吃的站不起腰为止。最后，王厂长给自己满上一杯酒，说：“各位兄弟，大家都知道钱难赚、屎难吃。兄弟我靠捡破烂起家，今天办起了这个铸造厂。我没忘掉家乡人，为什么千里迢迢从老家把你们拉来？是因为我信的过你们，你们就如同我的亲人！兄弟我有了钱，让人赚也要让你们这些家乡人来赚。”他说到这儿，工人中间有人高声喊好。王厂长又眉飞色舞地说：“凡是这里的人都是好兄弟，以后有我吃的，就绝不会让在座的各位挨饿。”说完，碗里的酒一饮而尽。他的话极具感染力，工人们的积极性马上被调动起来，伴随着他讲话结束，下面响起一阵雷鸣般的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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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足饭饱之际，王厂长领大家来到生产区。那里房子虽然陈旧，但规模却不小，锈迹斑斑的熔炉坐落当中，显得气派非凡。 王厂长点着一根烟，慢条斯理地说：“混沙工和清沙工一月1000，浇铸工和出窑工一月1500，你们自己选择吧。” 工人们都已喝的醉醺醺，嚷嚷道：“干就干挣钱多的。” 王厂长笑着说：“那好，晚上八点开始试工，只要坚持下来，都让你们干挣钱多的。” 工人们摇晃着走回住处，把外套甩在一边，胡乱找个铺位便蒙头大睡。弟弟被他们挤在最里面，却怎么也睡不着。身边的一个壮汉鼾声如雷，嘴巴里散发着另人作呕的酒气。床铺下面鞋子丢了一地，他们脚上的袜子精湿，汗臭很快弥漫到整个房间。 弟弟眼巴巴地望着窗外，暮日西垂，落叶满地，孤独的感觉渐渐涌上心头。此地离家千里，举目无亲，一个十六岁的孩子注定就要从事最为繁重的体力劳动。弟弟没有一个完整的童年，他稍稍懂事父母便离婚了。妈妈带着他寄居外公家，受尽了舅舅的白眼。和妈妈相依为命的日子在他的心灵深处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那时他连哭都不敢哭，觉得整个世界都极度冷酷，只有妈妈的怀抱是温暖的。 一次，外公家请客人吃饭。弟弟同表弟一起趴在锅台边数饺子。两个孩子闻着饺子的香气都情不自禁地淌出了口水，外婆先给他们各盛一碗。弟弟机灵，一数自己碗里是四个，而表弟碗里是六个，于是蹦蹦跳跳地找到外婆理论道：“我比表弟少了两个。”没想到舅舅甩手将他推开，训斥道：“四个还不够吃，你长了多大的肚皮啊？”弟弟不敢顶嘴，默默走回厨房。表弟对他撇撇嘴道：“我妈说你和姑姑就知道吃白食。”妈妈正好路过这里，听了表弟的话半晌无语。外婆气急败坏地责骂表弟，表弟却理直气壮地回应道：“我妈就是这样说的，他们就是吃白食。”妈妈的脸腾的红了，眼泪在眼圈里直打转，但她生怕弟弟受委屈，故作平静地对他说：“江江，快吃。”弟弟抬头，意外地发现妈妈眼睛里挂满了泪水。他把饭碗放在锅台上，一声不吭。妈妈催促道：“江江，快吃啊，吃完了妈妈再给你盛。”外婆也跟着说：“江江，吃饭，听妈妈话。”弟弟却死死地盯着妈妈，妈妈被他盯的有些害怕，不知说什么好。突然，弟弟一头扎进妈妈怀里，发出撕心裂肺的嚎叫：“妈，我要回家，我要回家……”妈妈再也控制不住喷薄欲出的泪水，她抱起弟弟，躲到里屋的角落里放声大哭。 那时，弟弟最为困惑，他一个不到十岁的孩子又怎么会理解那些复杂的人情世故呢？他不明白，以前舅舅见了爸爸总是点头哈腰，对自己也亲热的不得了，为什么现在他看着自己和妈妈的脸总是挂满冰霜？弟弟也不明白，为什么妈妈要长时间住在外婆家，而且爸爸一直也不来看他。问到爸爸，妈妈就掉眼泪，一向乐观而坚强的妈妈在那段日子里竟然出奇的脆弱。慢慢地，弟弟知道了，只要提到爸爸、哥哥，妈妈就会难过，那索性他就再也不提了，他把一切疑问都埋在肚子里。直到有一天，妈妈哭着把哥哥领回家。弟弟特别高兴，哥哥进屋后一把将他抱起来，他兴奋地直在哥哥臂弯里打滚，直到哥哥抱不住他，气喘吁吁地将他放在炕上。弟弟闪烁着大眼睛问：“爸爸呢？”他天真地以为哥哥回来了，爸爸也会跟着一起回家，在那时，他是多么强烈地渴望能够举家团圆啊！但他不知道此时爸爸已经永远地走出了他的视野。他一提爸爸，妈妈顿时掉下了眼泪，哥哥也随之哭出了声，他自己也跟着哭起来。时至今日，我依旧清晰地记得那一幕：弟弟满脸泪痕，站在炕沿，对着妈妈伸手，妈妈将他揽到怀里，号啕大哭。我和妈妈哭是因为我们知道，爸爸永远离开了我们，在生活上我们自此没有了依靠。可弟弟什么都不知道，他只是傻傻地哭，哭到伤心之处则近乎于嚎叫，他一边哭一边给妈妈抹着脸上的泪水。 那一年，弟弟年仅八岁。 多年以后，弟弟才知道爸爸曾和妈妈离婚并已去世了。所有这些信息都不能在他心中荡起任何涟漪，他早已习惯了没有父爱的生活。在他的心目中只有妈妈和哥哥的地位是最重要的，他们都是自己至亲的人，母子三人在风雨飘零的日子里早就融为一体，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这份亲情都是不可分割的。在单亲家庭中，弟弟慢慢长大，他以他特有的目光注视着眼前的世界。他思考问题的角度和方式是寻常孩子所难以理解的，而物质上的清贫更使他无比渴望能维持住那个风雨飘零的家。 时间悄然流淌，弟弟坐在床头心事重重。到晚上八点，天已大黑。工人们吃点东西，来到熔炉前。王厂长站在场地中央，简单地介绍一些应注意的问题，随即开工。最初，每个人都抢着干浇注和出窑的活，虽然累点，但毕竟挣钱多啊。然而，当他们直视着从熔炉里流出的高达1300度的铁水时，赚钱的欲望顿时减弱了许多。由于人手少，他们要抬着七八十公斤的铁水往返奔跑五十米，连续十二个小时不得休息。只一个晚上下来，就有一半人打了退堂鼓。这群没有受过任何培训的农民在如此危险的工作面前显得茫然不知所措。他们更不知道，摆在他们面前的每件机器都已超过了报废期限，看似威武的熔炉实际上就是一座失控的火药库，随时都有爆炸的危险。 弟弟个子很高，他当时大概一米七五多一点吧，但站在这些农民工里已经是鹤立鸡群了。没有谁愿意和他一组，两人身高相差悬殊在跑动起来后一点也不协调。一个晚上，弟弟换了三个搭档，最后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他只能和那矮胖子一组。一个高高的，一个矮矮的，他们这种组合显得很滑稽，竟然成了众人打趣的对像。但弟弟已然顾不得这些，每当王厂长来此转悠时，他都会罄尽全力地表现自己，生怕试工期后自己被淘汰。午夜过后，睡意一波接一波地袭上脑海，弟弟只觉得眼皮拼命地往一起合拢。矮胖子提醒他道：“林江，你休息会儿吧。”弟弟固执地摇着头。矮胖子不无担心地说：“你知道吗？万一出点意外，我们的身体会在粘到铁水的瞬间变成蒸汽！”弟弟听了，心惊肉跳，他跑到水龙头处，用冷水冲了冲头，顿时清醒许多，他对着矮胖子说：“继续吧。”那人无可奈何地摇摇头。一趟，两趟，最后谁也数不清他们究竟运送了多少趟。弟弟的肩膀在疼痛中失去了知觉，大腿每迈一步都是那样的艰难。头发早已烘干，脸上布满灰尘，汗水还没流出毛孔就已蒸发一空，只留下厚厚的盐渍。收工时，弟弟的大脑已经糊涂了，他跟着矮胖子来到食堂。餐桌上摆着大盆的白菜炖肉，散发着诱人的香气。弟弟此时饿的前心贴后心，但看着如此的美食他居然没有一点胃口。他逼迫自己吞了一个半馒头，吃了碗菜，然后死活也咽不下任何固态物质了。他坐在椅子上，浑身直抖，抱着大瓷碗“咕咚咕咚”地喝掉几大碗白菜汤。弟弟的脸色苍白，矮胖子吃饱喝足后问他道：“你没事吧？”弟弟摇摇头，说：“没事。”然后稀里糊涂地跟着他走回住处，倒在床上再也不想起来。 不知睡了多久，弟弟突然从梦中醒来。他环顾四周，工友们都和衣而眠。弟弟挣扎着坐起来，他在包裹里掏出洗漱用具，跑到水龙头处刷牙、洗脸、洗脚，然后拖着沉重的步伐走回宿舍。屋子里的空气污浊不堪，弟弟轻轻地打开一扇窗户，把脑袋伸出去，贪婪地呼吸着新鲜空气。秋风席卷落叶，在地面摩擦出哗哗的声响，树枝摇曳，惨淡的影子在窗前轻轻舞动。触景生情，弟弟想到了学校，想到了他临窗的座位。几天前，自己还和同学们一起听课，而此时他却在一个陌生的院落里从事着超负荷的工作。弟弟心里是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他努力使自己忘掉校园生活，纵然它是那样惬意，那样美好，但终归是离自己越来越远了。弟弟默默地告诉自己：生活本身是丰富多彩的，上学绝对不是唯一的出路。但当他把这话说过三遍时，自己也不再相信。他凝视窗外的眼神逐渐变的迷离，眼前的一切都慢慢模糊起来。泪水无声地洒落，甚至他自己都没有任何知觉。是孤独？是失落？是迷茫？是困惑？谁也无法真正理解一个十六岁孩子的心。多年以后，我们的生活境况已经大大改观，但当弟弟和我说起那个辛酸的场景，他的眼睛再度湿润，我的泪水也跟着流了下来。我真的没有办法描绘弟弟当初究竟有多么辛苦，即使我再怎么追问，他告诉我的都是打过折扣的。但我相信我理解当时他那种无奈的心情，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一步步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但生活中的困难似乎无处不在，它会躲在每一个角落里对我们偷偷发笑。当我们取得新的成绩，就必然要面对更大的困难。高中时，考上大学是我最大的梦想，但真的考上了，学费又成了压在我们身上莫大的负担。大学时，早一点毕业成了我最大的愿望，但真的到了大四，能否找到工作又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难题。如今，我已在工作岗位上奋斗了几年，但生活的压力依旧让我喘不过气来。弟弟当初的心情也大抵如此吧。他告诉我，当时在离家千里之外的地方他第一次想到了自己的将来。但一想到这个问题他是那样的难过，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源源不断地涌出来。他在想：哥哥考上了大学尚且不能一帆风顺，自己只有不足初中的文化又该如何去面对未来呢？他想不出一个结果，悲观的情绪强烈的冲击着他的脑海。他倒在床头，轻轻地啜泣。那一天，他的泪水打湿了整条枕巾。 三天试工期漫长而艰辛，但弟弟总算坚持下来。中途，矮胖子几次打退堂鼓，甚至丢下沙包跑到混沙组，但每次都被弟弟死气白赖地拉回来。试工期结束，弟弟的肩膀足足肿高了两公分。慢慢地，他的胃口打开了，无论早晚，每顿饭都能吃上五个馒头。周围的人都对他刮目相看，谁也没想到这个细高的孩子身上竟然有如此强大的韧劲儿。共同生活几天后，他们发现弟弟的许多习惯都显得与众不同。当大家劳累一天，回到住处，都是把鞋一甩，蒙头就睡，任凭多少蚊虫叮咬都打搅不了他们的好梦。但弟弟却总是洗过脸刷过牙并洗过脚后才会上床。有一次，弟弟在外面用洗衣粉洗过头，走回宿舍。矮胖子打趣道：“林江，你还真讲卫生，天天刷牙也不怕把牙刷掉了？”弟弟嘿嘿笑着，也不回答他。结果矮胖子突然真诚地说：“还别说，你还真有打扮的资本，如果有人捧你，你肯定能成为一个大明星。”弟弟只是把他的话当作笑话听，但当他在玻璃窗中看到自己的形象时，自己也不禁为之一振。那个影子虽然消瘦，但棱角分明，头发依旧湿漉漉的，却仍然掩饰不住自己那蓬勃的朝气。弟弟情不自禁地想到一个人——王微，她以同样真诚的口吻称赞过自己帅气！矮胖子在无意间说的一句话竟然勾起了弟弟诸多回忆。他想到了那个古怪精灵的女孩儿，还想到自己穿着新衣时的飒爽英姿。弟弟原以为所有这一切都已在他的记忆中消失的干干净净，但没想到只要稍有暗示，那么所有的场景都会在瞬间涌上他的脑海。弟弟突然很想见到那个女孩儿，他甚至连句正式告别的话都没说便在县城里消失了。弟弟无比强烈地想知道那个女孩儿会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想到他吗？哪怕只是稍稍记得他一点点也好啊。弟弟知道，那个女孩儿也许是他永远无法靠近的，而且和她在一起的时候他也并未觉得有什么特殊之处。但现在他突然很想再度见到她，现在想来，她当初注视着自己的每一个眼神都充满关切，纯洁的没有任何杂质，甚至连她无理狡辩的行为现在都觉得是那样的可爱。弟弟莫名其妙地在想：如果周围有这样一个朋友该多好啊，许多压在内心深处的话语都可以向她纵情倾诉！也许真的见了她，弟弟会一句话也不敢说，但现在他却有着一种倾诉的强烈欲望。这个念头一动就再也压制不下来，一个星期之后，弟弟终于忍不住给那个女孩儿写了封信。信的内容很简单，弟弟简单地介绍了自己的现状，特意强调了两点：一是自己在山西，是一个离迁安很远很远的地方；二是自己现在每个月能挣1500元，比在她老爸的工地上挣钱多多了。弟弟没有讲述自己的工作有多么劳累，他只想告诉那个女孩儿一些自己开心的事。弟弟心中明白，自己和那个女孩儿的地位是截然不同的，但他想告诉她自己现在很努力，没准将来能过上比她们更体面的生活呢！在信的结尾，弟弟忍不住写上了他最想说的话，那就是：如果我不给你写这封信，你还会记得我这个人吗？ 那是一个黄昏，弟弟一个人走到院子的大门处，他想出去寄信，却不知道附近是否有邮局。看门的人操着一口外地口音，并不想让弟弟出去，弟弟跟他一通解释，那个老人才给他放行，并告诉他出门后直接向前走一公里，到公路上向左拐，继续前行两公里会到一个小村落。在公路边第一家就是间小卖部，在那里能买到信封和邮票，然后把信交给他们就能直接寄走了。弟弟听的晕头转向，没办法只好叫上矮胖子共同走过去，在一个小时后终于找到了那间小卖部。 小卖部坐落在村口，显得孤零零的，但里面的人却热闹非凡。弟弟也听不太懂他们在说什么，直接和老板买了一个信封和一张邮票，然后趴在柜台上认真地写上：河北省迁安县三中。弟弟并不知道王微在几班，于是径直写上“王微收”，又担心那么大的学校里有人和她重名，于是在信封的右下角补充道：林江寄。然后把信交给小卖部的老板，拉着矮胖子走了出来。 在门口，弟弟长长地出了口气，自觉做了一件很大的事。突然，他意外地听到有人在讲唐山话。他和矮胖子同时扭过头，发现小卖部门口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正在打电话。在满耳都是外地口音的情况下能听到熟悉的乡音着实让弟弟兴奋起来，他对着那个女人投去友善的微笑。正巧那个女人同时抬头，当她的目光与弟弟的目光碰到一起时，她原本丰富的表情竟然在瞬间凝固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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