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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提示
过去的20年，惠州由一个农业大市转变为如今的全国一类重点城市，完成了一个华丽的转身。梳理20年的发展历程，我们从惠州的前世今生谈起，在感叹现今惠州发展成就的同时，也会寻找到曲折发展的经验教训。
历史沿革
前世
1988年前
早在新石器时代，惠州境内就有人类活动。秦始皇远交近攻统一中国后，为更好统治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帝国，他设置南海郡，而惠州地区属该郡博罗县管辖。隋大业三年改为龙川郡，辖归善、博罗、海丰、河源、兴宁5县。唐乾元元年，再改为循州。五代南汉乾亨元年改为桢州，辖归善、博罗、海丰、河源4县。宋元禧四年3月，避太子赵祯讳，改为惠州，自此有了“惠州”之称。
民国3年，广东实行省、道、县三级制，惠州设潮循道，民国9年废，此后，惠州先后隶属东江行政委员公署、东江行政公署。
1949年10月14日，惠州解放。1950年2月，在惠州社东江专署公署，辖15县。1958年4月，设立惠州和惠东县。同年11月，惠州市改为惠州镇，惠东县并入惠阳县。1959年，专区调整，撤销惠阳专区，所辖县规划佛山、汕头、韶关3个专区。其中惠阳、博罗、宝安、东莞、增城等5县，划属佛山专区；紫金、海丰、陆丰划属汕头专区；龙门、连平、河源划属韶关专区。1964年10月，恢复惠州市。1965年7月，恢复惠东县。1968年1月，成立惠阳专区革命委员会。1970年10月，改为惠阳地区革命委员会，辖13个县市。1975年3月，增城、龙门两县划归广州。1979年3月，撤销宝安县，设深圳市（地级）。1980年1月，改惠阳地区革命委员会为惠阳地区行政公署，辖10县市。1983年12月，增辖海丰、陆丰两县。
今生
1988年后
1988年1月7日，撤销惠阳地区。改为惠州市（地级市），原惠州市改为惠城区，惠阳县、惠东县、博罗县、龙门县、惠城区隶属惠州市管辖。海丰、陆丰两县划属新设的汕尾市，连平、龙川、紫金划属新设的河源市。2003年8月，撤销县级惠阳市，设立惠阳区。全市陆地面积11158平方公里，珠三角范围内约占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的1/4.建成区面积126平方公里，市区人口102万。
地改市后首任市委书记邓华轩对当时的落后状况仍记忆犹新。他说，用一句话来形容当时的惠州，就是“道路不平、电灯不明、电话不灵”，当时惠阳地委大门值班室的手摇电话不折不扣是上世纪初的“老古董”，据说跟清末慈禧太后使用的是同一款，而另一个办公室的电话则是抗战时期缴获的日货，后来还成为外商重金购买收藏的对象。
时间跳过20年。2008年1月底的惠州两会上，李汝求市长向与会代表作政府工作报告：2007年，处于经济社会“黄金发展期”的惠州全面发力，GDP、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招商引资项目合同总额3个含金量极高的经济数据突破千亿元大关，取得突破性进展。惠州跻身全国一类重点城市行列，成为广东“千亿元城市俱乐部”的新成员，经济发展跨越一个标志性的台阶。
知情者言
刘家驹
曾任惠州市规划建设局总规划师，现已完全退休。他亲自参与了多个对惠州具有决定意义的规划。
三次规划定出现代惠州雏形
刘家驹说，惠州市区于1979年编制了第一个总体规划，规划期限至1990年。1989年惠州市区编制了第二个总体规划，规划期限至2005年，惠州市区城市建设快速发展时期正好在此规划期限的初期，即1989年至1994年。随着惠阳撤市建区，市政府决定对惠州市区总体规划开展第三轮编制，规划年限至2020年，规划范围包括惠城区、惠阳区、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规划面积2672平方公里。刘家驹说，未来惠州长什么样，将都会在这第三版规划中得以体现。
惠州险些成为“次中心城市”
城市定位对于一个城市发展至关重要。据刘家驹回忆，2003年有关方面在编制《珠三角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时，由于个别专家对惠州不了解，将惠州定位为次中心城市。若城市定位出现偏差，在决定城市未来进程的交通规划、产业布局等核心要素上，将出现致命误差。惠州将可能从此走向另外一条道路。
当时负责此项工作的惠州联络员刘家驹为此非常着急，他和一些熟悉惠州的专家用事实说话，据理力争，最后专家组终于将惠州定位为与东莞、中山同一级别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同年，莞惠高速刚开始规划时，有的专家没有意识到324国道车辆分流以及惠州快速发展的战略意义所带来的影响，将东莞段设计为双向6车道，而将惠州段设计为双向4车道。在论证会上，刘家驹和其他专家提出异议，最后也被采纳，将惠州段由4车道升级为6车道。正是这一系列的争取，为惠州在“十五”和“十一五”的发展中获取了不可估量的机遇，正因为交通基础设施的优势，也让更多的商机流入惠州。“少了两个车道，就意味着少了多少车，就意味着少了多少钱！”
“77版”：目标锁定轻工业
刘家驹说，早在1956年到1975年之间就先后组织编制过8次不同情况的轮廓性规划。比较正式的规划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第一版总体规划是在1977年4月开始，由惠州市城市建设领导小组编制“惠州市城市总体规划”。
1977年开始编制的《惠州市城市总体规划———1977-1990》（下称“77版”）中，带有明显的时代特色。当时而言，作为农业为主的惠阳地区，已将惠州的城市性质确定为“惠州是惠阳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东江流域（包括西枝江）的物资集散地，有著名的西湖风景区，历史上是军事重地”。更为重要的是，该版规划提出，惠州的发展目标是：将建设为轻工业为主的综合性社会主义工业城市和风景优美的城市。其中，当时全市总人口143399人，城市人口77748人，近期10万人，10年到15年后按12万人口计算。
惠州地改市后首任市委书记邓华轩回忆，惠州地处沿海地带，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计划经济年代，这里谈不上什么优势。为了备战需要，工业项目大多建在内地。在这种大背景下，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惠州几乎没有工业，经济十分落后。“77版”规划将惠州的发展目标建设成为轻工业为主的综合性社会主义工业城市，足见规划方案编制者的勇气与远见。
“89版”：城市由沿江变成沿海
1987年，惠州市规划局根据惠州经济社会发展迅速，行政区划有所变动，原有的惠州市总体规划已不能适应当前建设的需要，在1987年开始咨询相关部门，着手编制新版规划。1989年编制的《惠州市市区城市建设总体规划（1989-2005）》在1990年经省政府批准实施后，在2003年经过国务院批准的惠州市行政区划调整后，惠州的市区面积从419平方公里扩大到2672.3平方公里，城市也从沿江城市变为沿海城市。
中海壳牌南海石化项目的全面启动，使惠州成为广东省5个石化基地之一，在《珠三角城镇群协调发展》中全面提升了惠州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对惠州产业结构、产业空间布局和城市空间结构带来了重大影响，在大项目的带动下使惠州的经济驶入快速发展的轨道。
“06版”：规划更加合理
进入2003年之后，惠州社会经济发展逐步产生新的变化，产业布局和空间架构考验城市规划师的想像力。根据惠州发展所面临的实际，惠州决定为未来发展打造新的行动方案。2003年的《惠州市城市发展概念规划》在这一背景下完成。2004年惠州市政府开展惠州市城市总体规划的修编工作。两年多的努力编制完成《惠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06-2020）经专家论证后和惠州市人大审议通过，报广东省人民政府审批。
●争论
空间布局争论：向北VS向东
相关资料显示，惠州至1988年底人口达到19.5万人，市区常住人口13.51万人，暂住人口6万人。已经突破了规划的12万人规模，城市的高速发展，对西湖生态环境造成冲击，同时给城市交通和供水、供电带来困难。
经济社会的发展给政府部门提出新的考验，城市的发展需要新的空间布局。然而，这个布局过程充满争论。刘家驹说，在做第二版规划时，对惠州城市中心拓展方向上出现分歧，惠州到底是向江北发展，还是朝东发展？当时出现系列争论。
后来，在第二版规划中明确提出，市区向江北发展是必然趋势，而惠州市政府决定将行政中心迁至江北，为当时的争论做结论。就惠州目前市区的“两江四岸”的布局而言，早在1985年开始，惠州就着手拓展新的城市发展空间。江北新区开发从1985年起步，在1986年成立了水北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开展对江北新区的开发工作，龙丰区规划为电子工业区，一大批像惠州大桥、桥东水厂、桥东、桥西滨江路等市政工程基础建设建成或在建。
钟逸人
曾任惠州首任市委书记邓华轩秘书。
两种思想的争论贯穿始终
综观惠州经济发展历史轨迹，似乎都是顺其自然的发展格局。而真正经历过那段历史，并知晓内幕的钟逸人给出另外一种答案：惠州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直都存在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如今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与当年改革开放初期，以及地改市之后的主要领导人奋力争取和坚持是分不开的，“可以说，为了当年惠州的发展，那一代领导人也付出了代价。”
农业与工业的主角之争
据钟逸人回忆，当时的惠州一穷二白，惠阳地委作为省里的派出机关，经济上没有自主权，开一次会议都要向省里打报告申请经费。记得1983年7月，在罗浮山长宁镇召开乡镇企业会议，会上还是惠阳地区负责人的邓华轩明确表示“一个地区不办工业是不行的”。
然而，惠州的想法并未获得省里支持。惠阳地委书记邓华轩首先提出“办实业、打基础”的口号。当时，省里考虑基于惠州是全省两个粮食调出城市之一，重点应该抓农业，认为惠州应以抓农业为主。直到1987年在湛江召开县委书记会议时，省里强调“工业由县长、经委主任抓就好了，书记还是重点抓好农业。”
“农民会耕田，耕田富不了，有钱就有粮”。钟逸人说，这是当时邓华轩的三句名言。这几句话对当时急于摆脱贫穷落后面貌的惠州而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而且，惠州后来的经济实践证明，这句话是对的，当时就需要有这样的思想，来破除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的观念，解除农民的束缚，也就是解放生产力。
在这一思想指引下，惠州开始摸索工业化道路。省里还为此批评惠州不重视农业的发展，而惠州对此则有自己的看法，“我们不是不重视农业，我们只是不重视基础农业，但是我们重视商品农业。”
钟逸人回忆，地改市之前整个惠阳地区的工农业总产值是72个亿，其中东莞就占了一半，剩下36个亿中有18个亿是惠州的，其余是河源和汕尾的。当时的工业叫“五小工业”，即小农机、小农具等小型工业。
三资企业道路的选择
在惠州地改市之前，深圳、珠海特区已经设立，东莞、南海、顺德等“四小虎”也借改革开放的政策环境和自身区位优势，通过发展“三来一补”企业经济逐步腾飞起来。惠州虽处珠江三角洲却一再失去机遇，没有赶上发展的头班车。
工业化道路成为惠州迎头赶上的不二之选。“惠州认识到惠州要发展必须走工业化道路。工业化，又该选择哪一种路径？是选择与已经发展起来的东莞相同的路子，大量发展”三来一补“企业，还是大量引进外资？当时，惠州已经有了一批三来一补企业，一些手袋、皮具企业零星分布于各地。”
为什么惠州不走东莞发展的道路呢？首先，东莞有商业基础，毗邻港澳，有地理优势；其次，东莞较惠州的面积小，“路通财通”，能通过大量修路，使得村村都通路，继而带动周边经济的发展。但是惠州面积大，要办到这一点很难。再次，深圳、东莞已在承接香港产业转移中占得先机，惠州并无比较优势。
惠州市委决定选择后者，“将眼光瞄准外面，以全球视野为惠州发展考虑。”随后，惠州开始利用与香港的地缘优势，利用很多在香港的惠州人际关系以及主要领导人的私人关系，广泛与国际性财团接触，希望引进日、韩企业财团，立志通过发展大工业来缩小与珠三角其他城市的差距。
事实证明，走三资企业的路是正确的。上个世纪90年代的泡沫经济，惠州之所以能从经济低谷慢慢恢复元气，前些年政府主导的数码产业迅速发展，为惠州城市注入不少生机与活力。
邬柳成
现任中共惠州市委副秘书长，曾任中共惠州市委副秘书长、惠州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
四个阶段的发展水到渠成
“从地改市之后惠州历年经济发展态势来看，惠州是集天时地利人和之因素，是一种水到渠成的结果，是一种非自觉的行为。”邬柳成说，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产业选择路径来看，惠州凭借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区位优势选择了一条自己的路子。
“从地改市之初起，惠州市就有一些举措，是其他周边城市无法比拟的。”邬柳成说，惠州的发展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即从在地改市之初开始，惠州在处于“大交通、大引资”时期。当时的地级市中，搞高速公路、搞铁路的不多，当时佛山才搞了15公里，而惠州就搞了70公里，开始从农业经济走向工业经济转变。惠州经济的起步也正得益于“大交通”思想指引。
第二阶段，“大集团、大产业”。这一时段大概从1993年开始持续到1998年左右，通过熊猫、石化等大项目引进，通过相关产业延伸，让惠州经济从房地产泡沫的冲击之下恢复过来。熊猫虽然失败，但是靠它也吸引了不少企业过来。而依靠南海石化以及其中下游项目，不少国外知名企业将目光瞄准惠州，并有不少项目因此而洽谈成功落户。
第三阶段，“大城市，大产业”。即从1998年到2003年左右，在这一阶段，惠州市城区人口突破100万，以石化、数码为两大支柱产业的“2+6”的产业结构基本确立。
第四阶段，就是“大民生”。从十六大之后，惠州着重在大民生上做文章，从教育、医疗、社保等各个方面关注民生，并取得相当实效。
回顾上世纪惠州工业快速崛起历程，招商引资则是其重要原因。作为惠州目前两大支柱产业之一的电子信息产业，市委市政府有一个明确的思路：在起步晚、底子薄的情形下，坚持大规模、高起点地发展工业，就必须大力利用外资和引进技术。在利用外资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牢牢掌握主动权，避免了利用外资反被外资所利用的弊病，巧用外资在最短的时间内培育和发展了在全国有竞争力的名牌产品。
“政府导向的发展非常重要。”邬柳成指出，总结惠州过去20年的发展经验与教训，在产业导向、空间布局方面，政府职能要充分体现出来，确定好发展方向后，围绕产业以及空间布局，制定并落实一系列相关配套政策。另外，惠州的未来发展过程中，人才战略不可忽视。重视人才工作，创新人才工作机制，促进人才聚集，壮大人才队伍，为惠州未来发展积蓄广博的智力资源。
解读惠州
在哪里?
纵览中国地图，惠州只是小小的一叶，静卧于南海湾畔。放眼全国，她不如郑州、武汉等省会城市显眼，更难与北京、上海等大都市并论；纵论珠江三角洲，她不如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久负盛名，也难与东莞、佛山等制造业名城比肩。如果确实难以解释，那就这样理解吧：160多年前，香港属于惠州；30年前，深圳属于惠州，20年前，东莞也属于惠州。
怎么样?
这个陆地面积1.12万平方公里的地级市，坐拥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的1/4的土地。东江、西枝江横贯境内，成为香港、深圳、广州、东莞等地的主要水源供给地。拥有海域面积4500多平方公里，海岸线长223.6公里，是广东的海洋大市之一。惠州集山、江、湖、海、泉、瀑、林、涧、岛为一体，融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于一身，拥有“半城山色半城湖”的美誉。
结语
20年前，王志纲说“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惠州”，激发多少热血青年来惠州创业的激情。也正是他，在当年提出了“广东四小虎”之说。日前，他对东莞又进行了一番新的解读“如果说20年前的东莞是一个舢板船，在珠江游弋，那现在的东莞则已经是一艘大船驶入伶仃洋。”
而今的惠州，也正如一艘已经在大亚湾下水的巨轮，未来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它会驶向何方，能走多远，又将以何种方式和速度前进？这一命题已不可避免地摆在新世纪的惠州人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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