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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三十年，光明农场是深圳一个独特的存在，它属于深圳，却远离特区，这里的一切与深圳是如此的不同。
三十年中，特区内高楼如林，宝安、龙岗工厂遍地，工人如潮。
这里，一条四车道光明大街就几乎是这三十年来城市建设的全部。
三十年中，当年的农民都已经洗脚上田，庄稼地都成了写字楼，河流都成了黑水沟。
这里，依旧有犬吠鸡鸣。万亩果园飘香的光明农场，种满荔枝树的低矮山丘连绵不断，绿浪接天，桂味、糯米糍、妃子笑、黑叶等珍贵品种应有尽有。
改革开放三十年，光明农场毕竟抹不去特区辉映在它身上的光彩，哪怕只是微弱的一点，也让它与众不同。“我们光明农场是全国84个华侨农场里，经济状况最好的一个，因为我们靠近香港，有光明的乳业等企业。”
三十年来，光明农场就一直处在与特区咫尺天涯的地理状态中，这种状态深刻地影响了光明的命运。
当年辉煌
几乎和蛇口同时起步
提起光明农场，人们很自然想到这里的招牌名菜“光明烧乳鸽”。品尝一只油而不腻，香气诱人的“光明烧乳鸽”，是到光明一游的人必不可少的一个项目，以至于有“不食光明烧乳鸽，不算精彩光明游”的说法。不过，在光明吃乳鸽的游客可能都会有这样一种感觉，与口中令人赞不绝口、回味无穷的乳鸽相比，其周边的就餐环境堪称简朴，与深圳其他地区林立华丽的食肆酒楼相差甚远。
一个区域餐饮行业的档次高低往往就是当地经济的风向标，光明的经济无论在深圳，或者在原来的宝安区，都是最靠后的。从光明农场到光明镇，再到光明街道、光明办事处，这里一直是深圳可数的贫困落后地区。
“光明农场土地归国家所有，农场经济就是这里的主导，农场提倡的绿色农业和对工业的严格筛选，使得这里不像其他地方一样可以靠出租厂房、招商引资迅速发展起来，而且，它离特区比较远。”这就是光明经济发展落后于其它地区的原因，数位熟悉光明发展历史的人给出一致的答案，他们中有与光明农场一起“出生成长”的老人家，有长期关注光明发展的媒体人士，也有最近十年到光明的新移民。
1957年，时为广东省农垦厅干部的梁建实和两位同事一起来到了光明，按照国务院命令，他们要在广深沿线建设一批副食品生产基地，这就是光明农场。随后，1000多名下放干部来到了光明农场，参与了农场的建设。在随后的20多年中，光明农场的婆家一再变换，其本身也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中挣扎着，“农场一直处于很困难的状态。”梁建实说。
好不容易熬到1978年。对于动荡多年的中国而言，这是一个关键的年份，而光明农场终于迎来了转机。比深圳的对外开放还要抢先一步，光明农场几乎是和蛇口同时起步，率先引进了晨光乳业等几个大型项目，光明农场的发展一下子找到了路子。
与此同时，一批跋涉了千山万水的游子来到了光明农场安家立业，他们将在此后的三十年中与光明农场共命运，见证光明的变迁。他们就是在1978年越南排华中被驱赶出越南的华侨，当时光明农场一共安置了4300多名归国华侨。
“那年我23岁”，现任光明办事处侨联主席吴裕光就是其中之一，他清楚地记得，自己到光明农场的第一印象是:好大，好多可以种田的土地。他们每户分到8亩半的耕地，还没到劳动年龄的小孩被安排到学校学习文化课程，还有不少人进了农场的各个企业工作。
吴裕光说，光明农场在1978年之后几年间的发展壮大，给光明，尤其是初来乍到的华侨们很多好处，“第一，超过劳动年龄的老人家，一天活都没干过就可以领工资；第二，在农场工作的人每个月可以领到特区补贴，后来退休了还有2500多元的工资，全国84个华侨农场，只有我们有这么好的条件。”从光明农场各个岗位上退休的归侨侨眷多达3000余人，而目前在岗的还有800多人，“农场和街道彻底分割前，这些人的生、老、病、死，都是农场管起来的。”
此时此刻，深圳经济特区刚刚迈出改革开放的第一步，前途未明，一切如履薄冰。
而依托深圳比邻香港的区位优势，光明农场1980、1981、1982三年一下子从国外引进了五六千头奶牛，迅速占据香港市场近七成份额。也许，当时普通的香港人连听都没听过“蛇口工业区”、“三沙一水”这样的地理名词，也许他们还对罗湖口岸的对面心存疑虑，但是他们已经可以每天在便利店里买到光明生产的乳制品。
“光明牛奶的标准都是按照英国和香港的口径，后来成为了国家标准”、“中国最大的鲜奶出口企业”、“亚洲最大的鸽场”、“中国第一个现代化养猪场”，改革开放的发令枪响后，光明农场悄然抢先。
“大时代”的遗忘之地
一条老街不变的20年
不过，光明农场并没有将这种优势转为胜势。
1984年、1992年，邓公两度南巡，深圳特区风起云涌。中央政策的扶持，香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辐射让深圳完成了奇迹般的崛起，特区的辐射呈由南向北式的扩展，关外地区也抓住机遇大搞经济建设。龙岗的布吉、宝安的龙华，几乎每天都有大型厂房建成招商，东南亚、香港的资本觅机北来，内地的劳动力汹涌南下，宝龙两地的原住居民们靠着收租赚得盆满钵满。
“话说回来，光明距离特区还是太远了，我们是最北端，特区辐射很少啊”，端着一杯清茶，吴裕光叹息连连。也许很少有人知道，现在的华侨城当年是光明农场的一部分———沙河分场。在那里，诞生了康佳，也诞生了世界之窗、欢乐谷和锦绣中华，诞生了规模庞大的央企———华侨城集团。同样的起点、同样的体制，光明和华侨城却已经是冰火两重天，现在的很多光明人谈论起来还不胜唏嘘。
在其他地区为了某个大型工厂的落户争得头破血流时，坐拥大片土地的光明却像一个局外人一样冷眼旁观。
它不是不想，而是不能。
国有农场的体制、政策完全限制了光明加入工业化的“大时代”。同时，光明农场大包大揽，“除了银行、税务所、法庭我们没有权力办，小学、中学、医院、公安分局等等，该有的我们都有了。”曾任光明农场党委书记的梁建实老人告诉记者。“企业办社会”的模式亦很大程度上加大了企业的负担，阻碍了企业的壮大。在2000年前后，光明农场的利润已经很薄，“普通员工一千多的工资，不要说特区内，就是宝安、龙岗都远远比不上。”
不变，这个词足足占据了光明三十年时间的三分之二。
没到过光明的人很难想象，其实光明的城镇中心就是一条街，光明大街，一条只有四车道的老街，两边的建筑大多是低矮的平房或两层建筑，只有光明集团的大门较为气派，但它周边的回廊、圆柱，无一不具有浓郁的上世纪80年代的建筑风格。“来的时候这是泥路，后来打了水泥，这条路都有30年了”，吴裕光回忆说，这条街周边的建筑20年来基本没什么变化。走出这条街的范围，其实和一般的乡村没什么区别。
一直到2002年6月，光明街道办和光明农场实现最终分离，“光明农场”政企合一的历史终于画上了句号。
可惜，一朝受挫，处处落后。光明的落后贫困一直持续到了今天，成为当地政府非常头疼的问题，记者得到的一份资料显示，今年上半年光明办事处登记领取低保金的有1340户4193人，而光明的户籍人口才两万多人，当年受惠于农场的归侨侨眷们生活也日趋困难，领低保金中有一半是归侨侨眷。“就业难、住房难、生活难这三难问题是当前归侨群体面临的最大问题”，尽管近年来光明当地政府加快了“同富裕工程”、“安居工程”，学校、道路等基础民生设施也逐步完善。“要说分离以后的变化，还是有的，就说交通吧，我2000年初到光明，从福田坐车来要两个半小时，现在五十分钟就可以了。”在光明工作了9年的老周认为光明还是在一点一滴地变化中，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光明的步伐依然沉重。
“新光明城市”
土地带来的机遇
三十年前，光明农场有过抢先一步的辉煌。
三十年中，它步履蹒跚，特区的光芒近在咫尺却似远在天涯。
三十年后，机会又一次摆在光明的面前。
成也土地，败也土地。
深圳在经过20多年的高速发展之后，已经成为中国的一个经济巨人。当巨人回头一望时，却忽然发现自己已经无从下脚了，因为，那都是密密麻麻的高楼和厂房，还有乌黑的河流。
土地，就是土地，深圳没有比这更缺乏的东西了。
在地图上搜索了半天之后，深圳发现，在它的最北端，光明，有大片的土地。
55.8平方公里的土地，人口却只有11万，户籍人口2万，同时光明拥有31平方公里山林，上万亩果园，森林覆盖率达70%，7个大小水库和众多的鱼塘洒落其中。当年，这些东西限制了光明的发展，而今这是光明农场给光明留下的财富。
在深圳的施政者和所有被邀请到光明考察的专家学者眼中，这无疑是留给深圳进一步发展的最后一块“机会之地”。而对于在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大潮中日渐沉沦的光明来说，这将是跃上潮头的最佳机遇。
深圳决定在这里建一座“生态型、现代化的绿色新城”———光明新城。为了光明新城，2006年，深圳广发“英雄帖”，邀请世界各路顶级城市设计专家参与新城的设计。最终，来自奥地利的“IDEA城市”方案胜出。方案提出了9个建设策略，并且构筑了3个分别由行政和办公功能、文化功能、运动功能主导的高达350米的“垂直都市”，这成为新城的视觉特点。
这并不是光明新城的一切。
中国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进程堪称人类历史上最为汹涌澎湃的城市建设运动，30年间，建设了天文数字的高楼，织就了世界上规模第二大的公路网。但是，中国的城市也陷入了和西方一样的“大城市病”中，虽有高楼、开阔的绿地，充分的阳光以及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但环境恶化、交通拥堵，城市被各种道路严重割裂，成为汽车轮子的城市，而非人居的城市。
所以，当光明开始进行城市设计之时，全世界的顶尖规划师们都寄望，在这里建设一个全新的“新光明城市”，对既有的城市规划理论进行彻底的反思和颠覆。
2007年，深圳将原属宝安区的公明街道、光明街道合并成立光明新区。光明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田夫告诉记者，深圳给予新区两大历史重任:一是在工业化带动城市化，城市化配套工业化的进程中，进行综合试点，闯出一条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市化发展道路；二是探索出符合深圳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型、循环型、资源节约型的新型城区发展模式。
今天的光明，处处可以看到紧张施工的场面，道路在打路基，工业区在有规划地建厂房，商业用地在平整土地。截至今年10月份，新区完成GDP142.81亿元，同比增长18.1%，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427.81亿元，同比增长30.6%。
严格执行规划在前的思路，整个光明的未来已经全部在图纸上了。对于未来的光明新城，整个深圳都抱有很高的期望，而在光明的走访中，光明人的直白令人有些惊讶，“光明新城?我知道，但是不清楚，现在路是多了，厂房也多了，可是我们收入没怎么多”。这样的语言不能不令人感到诧异，但是仔细一想，也许是这三十年来的与特区巨大的反差，使得光明人对于身边的一切有着一种超乎寻常的冷静，他们更在乎实实在在的收益。
庆幸的是，在深圳过去的三十年中，城市大规模建设对经济的强大拉动作用，对当地老百姓生活的实实在在的改善作用，已经被历史所证明。
光明人需要做的，是珍惜这次机会。
■走访感悟
半个世纪后的再次等待
“光明和市里比，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今年8月起，光明快线K578路司机李少盈就一天八次地在“天上”与“地下”间奔波，从深圳市中心区到光明新区仅需半小时左右。而在8月光明快线开通以前，从光明新区到市区则需要1个小时以上———这个位于深圳西北角、靠近东莞的地方显得有些偏远。
现在，尽管快线拉近了它与市区的距离，尽管这里的紫荆花与福田、罗湖等地一样大片绽放，这个少有高楼、建筑凌乱的地方仍让人很难感觉到城市的气息。
在光明街道与公明街道之间的公常路上，路边除去工业园外多是简陋的废品收购站和低矮的瓦房，大片的垃圾在飞扬的尘土中陈列，高低不平的电线穿过或凌驾于杂乱的树木，将一间间无序的小屋串联。
曾被称为“广东最美丽乡村”的光明农场，被游客当作“世外桃源”，但它同时也被视为深圳最为落后的区域。幸好，光明保留下了大片可开发土地，这是光明最后值得依赖的财富。
去年，光明农场进入第50个年头，光明新区成立。半个世纪的农场，迎来国内外知名设计师天马行空的想象。
不过，这些距离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似乎有些遥远，人们习惯了不变的生活，对于新生事物总是有些淡漠。对于在光明生活了18年的“摩的”司机刘师傅来说，不仅悬赏150万全球招标来的中国版纽约中央公园很难想象，港深两地合作最大项目———世纪晶源落户光明能带来多大好处也无法计算，每日穿梭于光明的他看到的是，道路越来越密布，工地也越来越多，光明开始跟以前十几年不同了。“你过三四年再来的话，应该就很不一样咯!”分别前，这个萍水相逢的黑脸汉子对我发出了这样的邀请。虽然他不是土生土长的光明人，虽然他也很淡漠，但是，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无法抑止的。
■发展思辨
新光明需要从容的心态
“巴别塔般的街道和建筑、空中巴士，在悬空城市下方漫步的光明奶牛以及在田野里摆弄手提电脑的农场职工”、“农民江先生乘手扶电梯到塔堡底部照顾他的荔枝林”……这是国内外设计师关于光明农场无数改造构思中的一部分。
未来的光明会是什么样子?国内外设计师对这块净土天马行空的想象，有多少会成为现实?
一个共识是，新光明必须有更超前的发展模式，用现在一个时髦词语形容就是:切割，与旧模式彻底“切割”。深圳市社科院院长乐正一直关心光明的规划，他描绘了自己的期望:深圳素质和品味最高的一个绿色生态城区，GDP很高，但不会有多少污染。
乐正的想法是，要避免过去“先产业后社会，先经济后生活”开发区发展模式，在光明新区应注重经济、社会、文化的均衡发展，坚决与深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发展套路划清界限。
“光明需要精雕细琢，不能急于求成!”乐正强调，面对机遇，光明需要从容地降低发展的速度，严格按照规划来建设，不能为速度、政绩而推出低素质的项目。
“深圳在改革开放28年里开发了6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而香港从1841年到现在总共167年，只开发了200平方公里左右的土地，这说明我们的开发是粗犷的、低水平的、不注重生态的。”乐正认为，深圳速度的经验需要总结，但同时也要总结快速发展的教训，对光明来说，新区成立的时间并不长，不能恨不得三五年内就取得多么巨大的变化，需要更加从容的心态。
策划/统筹:黄超
撰文本报记者黄键见习记者马芳
通讯员周日明
摄影本报记者何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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